[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毕业论文]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焦威（重庆大学重庆400041） 摘要：《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部畅销小说，它的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毕业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视角，以其中的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为基础，从四个不同角度窥探《活着》的价值和魅力，可以证明了它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莎士比亚化；现实主义；理论价值 《活着》作为余华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过研究，并已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很多研究者都只是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出发，对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剖析。笔者在了解当下研究状况后，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观点为视角剖析《活着》，意在说明《活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伟大作品，具有深刻而广阔的现实性、历史性和艺术价值。本文具体的研究框架是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马列文论对作品的要求为角度来解读余华的代表作，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一、《活着》的现实性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于1859年4月19日和1859年5月18日在写信给斐迪南·拉萨尔，对他的历史悲剧《佛兰茨·冯·济金根》提意见时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莎士比亚化是指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 莎士比亚坚持从生活出发、把生活提炼为艺术的创作路线。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剧中人之口说过，艺术的目的在于“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同莎士比亚这种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创作手法，余华《活着》中也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活着》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如何在战争、动乱、灾难、疾病所造成的艰难岁月里维持着活下去的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福贵及其家人的命运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革，社会文化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毕业论文》。 ◆分享好文◆“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正是福贵一生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命运的写照。 福贵的一生是艰辛而又曲折的。在解放前，作为大地主的儿子的他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无礼而又放肆，对他的父亲他也没有放在眼里：“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福贵年轻时的一举一动都还原出了解放前特定年代里小地主的生活面貌。福贵家的一百多亩良田，被他一赌而光，全家从富裕的生活一下跌到近乎一无所有的生活，但清贫的生活反使全家人在解放后逃过一劫，这其中所体现的也是只有在近乎中国才有的生活。福贵输给龙二的不光是家产，也有地主身份，而以龙二为代表垂死挣扎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也颇具历史真实性。福贵被抓去当壮丁的军队生活，有庆为队里养的羊，福贵一家为队里守着大锅“炼钢”，在那个“三反五反”的岁月里凤霞的死，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 余华用他的笔触描述着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真实客观的再现了中国解放前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生活和生存状况，同时也客观的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状况。余华没有编造历史事实，也没有回避当时的历史问题，他是以一种近乎客观的视角来描写这一段故事，从生活出发，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社会现实的再现了历史真实境况，这一创作手法是与莎士比亚化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一致的，符合马克思文艺观中文学艺术源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观点。 二、人物塑造典型与个性的统一 《活着》中的青年福贵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的形象，是一代国人形象的缩影。他生活在北方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爷的习性养成了他好逸恶劳、自大无知的生活作风，可以说，这些都是封建地主腐化堕落的表现，也是特定背景下这一特殊阶层普遍性的生存状况。福贵的不幸源于他嗜赌成性，输掉祖上所有家产，画押清账后，福贵的父亲被活活气死，而败家子福贵不过是打了个寒颤。生活的艰辛似乎才刚刚开始，变成佃农后的艰辛以及被抓去当壮丁的窘迫让福贵变得务实、勤劳，也懂得了如何关爱亲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福贵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都相继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相继死去。福贵送走了一位位亲人，他没有悲观绝望，却坚强的活了下去。福贵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那个特殊时代人民命运的典型体现，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命运的无奈。但福贵形象又不仅仅是普遍的和普通的，他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的个性在于他承受苦难的姿态。亲人的接踵而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而恶劣的生活条件更是平常人不能去想象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正是福贵个性的写照，“不管怎么着，也得熬着，忍着，受着„„”。这不仅是他对春生的宽慰，更是自我的抚慰。他相信“鸡长大了会变鹅，鹅长大了会变羊，羊长大了会变牛，牛长大了„„”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的。福贵形象的个性正是在典型环境和特定时代中体现出来的。余华在小说中创造了福贵这样一个客观的、能代表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又凸现了福贵在共性中的个性。因此，在“活着”中，“典型”和“单个人”、“共性”和“个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福贵的形象塑造实现了共性、个性完整、有机的统一，是恩格斯眼中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 三、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恩格斯认为，无论是作品的思想还是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内容，都必须同生动、丰富的情节融为一体。所谓“情节的生动性”，是指作品中情节的发展符合活生生的生活逻辑，合情合理，逼真可信；所谓“情节的丰富性”，是指情节的发展曲折、交错、富有变化，细节描写丰富多彩，不单一化、雷同化。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特点。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76e2d5b01768e9951e79b89680203d8ce2f6ad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