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教师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一般认为，法家代表着新兴的社会势力，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其长处在于社会政治实践，在教育方面他们远没有达到像儒、墨诸家那样的造诣，有些主张甚至还显得偏颇。但不论其思想主张的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有启发人思考之处。 一、绝对的“性恶论” 正如儒家的政治和教育主张是基于其对人性的估价，法家的一系列社会思想也建筑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尽管荀况提出“性恶论”，但严格说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 事实上他并未彻底抛弃孟柯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而法家的人性观则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 早在《管子》书中就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之常：“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以后商鞅坚持了这种看法，并非常实际地利用人性的这种特点以之与耕战结合在一 起，到韩非，他不仅以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计算之心”。就是基于这样的对人性的估价，法家强调治国必须靠高压的政治、法制手段，无须用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 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 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其首倡者则是商鞅。韩非认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法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概括，它要求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使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教等法令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同时也点明了南鞅、韩非所倡导并在秦国实行的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手段。 法家以为，法治教育是从“信赏必罚”这些简单的过程开始的，并鼓励耕战，让老百姓懂得只有经过积极投入耕战，才能实现"趋利避害”，通过定名分，使人人皆知按本分言行和获取，通过禁私学、禁诗书礼乐，使“言谈者必轨于法”，通过形成严刑酷法的社会局面，迫使人不敢作奸犯科…加之法家都主张将法文书公之于众，并使家喻户晓，由此实现着法治教育。 三、人才培养注重磨砺 韩非子认为，人不能一直处于顺境，而应在逆境中成长。《内储说上七术》说：“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人处于艰难的环境中，往往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而殚精竭虑，化险为夷。而人处于优越的环境中，则易产生享乐思想，并在不知不觉中滋生惰性，导致无力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根据韩非子的人生阅历，爱既苍白而又无济于事，爱之适足以害之。《六反》篇指出：“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其以苦难为师，以磨砺为本，注重塑造人的顽强个性，敢于直面困难的教育观，值得今人借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bda1710f211f18583d049649b6648d7c1c708d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