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晚唐著名诗人。诗作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 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的诗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正如周振甫所评：“有百宝流苏的绮丽，有千丝织网的细密，有行云流水的空明”①，他的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辟了一种新的意境，丰富了唐诗的艺术成就。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诗风 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像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 唐代李商隐诗作之多、造诣之高，与一般诗评家、文学史家所给予的位次，很难说能对号入座。 李商隐志大才高，一生受抑，有直接吟唱理想的诗，也有借咏物象征自己身世遭遇、寄托人生体验的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诗人青年时期是这样地期望做出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再归老江湖。以后虽政治上屡遭挫折，但仍吟唱出：“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等具有进取精神的诗句。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困顿失意的诗篇，如《岳阳楼》、《风雨》等，颇具傲兀不平之气。但更多的篇什如《夕阳楼》、《乐游原》等，是用悲剧的眼光看待外物、感慨人生，情绪感伤低沉，反映了在晚唐那种衰世中知识分子不幸的命运和寥落的心情。李商隐的咏物是以精细的刻画客观景物见长，同时又往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咏怀诗。像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牡丹，先荣后悴的衰柳，暗夜自明的李花，无不渗透身世遭逢之感，使这些客观事物成为诗人形象、品格、命运的象征。 李商隐的爱情、无题、咏物和自慨身世之作，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反映现实、干预时政的作品。其实，他的这类诗歌在晚唐相当突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是唐后期三大痼疾。李商隐的《随师东》、《寿安公主出降》。皆为藩镇问题而发。他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勇敢地揭露宦官控制朝廷、劫持皇帝、株连朝臣、制造大规模流血惨剧的罪行。至于朋党倾轧，李商隐更多地采用比较曲折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感愤，如将倾轧的局面比作“弹棋局”，发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的慨叹。唐后期各种政治危机，根源在于最高统治层的腐朽，对下则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李商隐诗中许多名篇对这两方面都有反映。如《贾生》、《瑶池》、《汉宫词》婉讽唐后期皇帝不重贤才，不顾百姓，愚昧自私地妄求长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述京郊农村残破景象，追溯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构成长达百余年的社会历史画面，更是唐人政治史中少见的长篇巨制。这些，无疑足以说明李商隐诗歌具有广阔的内容，鲜明的民主性精神，不容轻易贬低。 影响李商隐诗歌阅读和评价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既他的作品素称难懂。金代诗人元好问感叹：“诗人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之后，不少学者作了“郑笺”的工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但和一般作家相比，李诗仍属难懂之列。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李商隐诗的“难懂”，从某种意义上讲，跟他对传统的突破是相联系的。读者崇奉和习惯了传统诗歌，读他的诗，可能觉得有些异样，失去那种轻车熟路之感。如果望而却步，自然永远会感到“难”。而如果我们能换一种心理，知难而进，则有可能在李、杜、白、韩诸大家之外，发现又一片新的诗歌天地。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d6388df5022aaea998f0fd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