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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l9世纪初期欧洲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这是继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之后,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又一高峰。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浪漫主义的产生有它深刻的社会、政治、心理以及哲学的基础。 1789年,震撼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恩格斯语)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面临国内复辟势力反扑和欧洲封建势力干涉的危险形势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并于1804年宣布成立帝国。拿破仑执政时期,为了巩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措施,从而保住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1814年,帝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的进攻下被推翻。lSl5年,波旁王朝复辟。法国重又陷入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而俄、普、奥三国则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充当欧洲的宪兵,四处镇压法国大革命之后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更加深了欧洲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促使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例如,在西班牙,1808——18133年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转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意大利,1820年出现了由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民主力量所组成的“烧炭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希腊,182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此外,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工人自发性的罢工运动。如l811一一1812年在英国爆发的“路德运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状况,构成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基础。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它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较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因而,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封建贵族阶级由于失去了旧日的天堂,自然产生对过去的缅怀之情,没落和消沉的情绪更大；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个阶级却面对现实社会看法分歧:一种人由于看不到出路而转向历史,想走回头路；另一种人更耽于幻想和追求；第三等级各阶层的人们,对于资产阶级独占胜利果实更是愤懑不平。加之资本主义的胜利,更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更加全面、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的出现,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和心理,也从而导致审美心理、审美情趣的改变。这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一起,便形成了浪漫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即不满现实,耽于幻想的社会心理。它的主导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昂精神和对未来的追求。 浪漫主义的产生还有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给浪漫主义以深刻的影响。前者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德国的古典哲学包含有辩证法,但它夸大了主观作用,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较大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强调主观抒情的创作原则。而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则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消灭阶级差别,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的方案。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极大的幻想性,但它代表了当时社会上要求变革现实的一种积极、美好的愿望,而浪漫主义富于对理想追求的特点,也正是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浪漫主义思潮产生的复杂社会政治条件、心理背景和哲学理论基础,也决定了浪漫主义 1 本身的复杂性,同时带来了人们对它在认识上的许多分歧。把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派,最早是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提出来的,主要依据是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洽态度。当然,高尔基也肯定了无论是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主义都具有共同的艺术特色。 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应该有其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仅仅以作家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来划分文艺思潮本身并不科学。事实上,无论是被划入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 义行列里的作家都很复杂,他们的创作并不都体现着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由于不同时期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差异,以及美学观念的变更,其创作也呈现出复杂性。所以,从浪漫主义发展过程看,将它们分前期和后期似乎更为科学,它们在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上具有艺术上的共同特征。首先,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针对主义对理性的崇尚,浪漫主义作家们侧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他们强调创作自由,把感情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即在作品中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看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对外部事物的内心反映和感受。 其次,描写大自然的景色,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是浪漫主义的另一特征。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以大自然为背景,或以它为描写对象,把大自然美和现实,特别是城市生活的丑恶加以对比。自然景色是和作家自己的或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紧密联系着,大自然被参作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如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普希金的《茨冈》等。 第三,浪漫主义作家在接受传统方面,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他们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具有想象丰富,感情真挚, 表达方式自由及语言通俗的特点,所以浪漫主义作家把它作为创作的借鉴和楷模。此外,因为民间文学作为各国民族文学的传统,有助于唤醒民族的觉醒,而其中民主的因素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当然,也有些作品沉醉于中世纪的宗法制社会,其情调则显得低沉、甚至颓废。 第四,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特点。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作家常运用夸张手法造成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这样,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古典主义文学所追求的静穆、朴素、和谐、完整的审美理想被一扫而尽,代之以大胆的幻想、奇异的情节、鲜明夸张的人物形象、神话色彩以及奇特的异域情调和平凡的日常景象的交织与对照。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作品。在诗歌上,则形成风格、格律舒展、自由,富有音乐性的鲜明特点。诗歌是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文学类型,也代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这一时期,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歌非常盛行, 这与浪漫主义在创作上十分强调抒发个人感情,表现主观理想有这与浪漫主义在创作上十分强调抒发个人感情,表现主观理想有着直接关系。他们夸大诗歌和诗人的作用,把诗人视为人类的导师,认为“人类的伟大的精神”和“深奥的思想”在诗歌中获得了最高和最理想的表现。此外,18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也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喜爱的文学体裁。他们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描写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谴责封建暴政,表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 从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来看,浪漫主义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对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启蒙运动作家对古典主义作品的思想内容、贵族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以“三一律”为核心的艺术法则曾加以批判。但是，启蒙主义者的开明君主的理想、崇尚理性等观点,和古典主义却一模一样,因而就不可能彻底摧毁古典主义,这个任务则在法国犬革命后历史地由浪漫主义来完成。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欧洲各国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德国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诞生地。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于18世纪末,它以“湖畔派诗人”以及拜伦、雪莱的创作为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繁荣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它一出现就表现出更加鲜 2 明的革新精神和政治色彩。 随着德、英、法等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浪漫主义文学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欧性文学思潮。在南欧和东欧,浪漫主义的兴起与19世纪蓬勃开展的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意大利的曼佐尼、莱奥帕尔迪等的创作,取材本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热情抒发人民渴望祖国独立、统一、自由的理想。在东欧,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塔杜施先生》等是具有全欧影响的作品,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有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抒情性,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别开生面。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形成,并涌现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批优秀诗人。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在一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也更加反动腐败。浪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浪漫主义文学趋向衰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步取代了浪漫主义文学而成为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 第二节德国文学 德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起较早,跟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以希费特、谢林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有很大关系。由于德国封建割据局面长期未能改变,经济落后,封建势力顽强,而市民阶级则十分软弱。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探索个性解放的途径,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从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来看,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为浪漫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承认客观世界既“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可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费希特则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而代之以“唯我论”,即把“非我”看作是“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等等。总之,这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浪漫主义夸大主观精神一推崇无所约束的个性,崇尚启然“返回自然”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就决定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缺乏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而有着更多浓厚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色彩。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到1836年海涅发表《论浪漫派》一书,标志着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结束。 一、早期浪漫派（或称“耶拿派”） 1798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l767一1845)、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一1829)兄弟同诺瓦利斯(1772一1801)和蒂克(1773一1853)等人,以耶拿为中心创办了杂志《雅典娜 神殿》(1798一1800),宣传他们的文学主张,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文学史上称之为“耶拿派”或“早期浪漫派”。 施莱格尔兄弟是早期浪漫派的理论家。他们认为,浪漫主义的本质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在形式上,它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不受各种文体分割的限制在内容上,它是诗人主观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表现。这些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主张,明确提出要求个性解放,反对传统束缚,强调创作自由的浪漫主义美学理论。在他们看来,艺术的基础是热情而不是理性,主观精神支配着一切。正因为他们习惯于从精神世界里去寻找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所以,他们作品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宗教神秘气息也较为浓厚。 如果说施莱格尔兄弟奠定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则是诺瓦利斯和蒂克。 诺瓦利斯的诗《夜的颂歌》(1800),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在这篇悼念亡妻的诗里,作者把夜看作是一切的源泉,“是宇宙之母,是无限的；光和白昼是从夜里产生 3 的,是有限的。他认为,尘世生活是走向“无限”的过渡、在死亡中才显出永恒的生命。对黑夜的歌颂和对死亡的美化,使作品充满了病态、幽暗的情调。 “耶拿派”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蒂克。他一生致力于改写中世纪的民间故事,在创立德语文学中的童话小说这一新文学体裁上也卓有贡献。1797年他化名彼得·莱希雷希特,改写和创作了《民间童话集》三卷,其中《金发的艾克贝尔特》是他的代表作。蒂克的作品表现出向往中世纪和宣传基督教思想的倾向。他晚年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维多利亚·阿科隆波纳》(1840)。 二、中期浪漫派（或称“海德尔堡派”） 1802年以后,耶拿派逐渐解体。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和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注,一批青年浪漫主义作家聚在海德尔堡,形成一个以布伦坦诺(1778一1842)和阿尔尼姆(1781一1831)为代表的新的文学中心,史称“中期浪漫派”或“海德尔堡派”。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民间文学,重视发掘中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化遗产,致力于民歌和童话的采集、整理和出版,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布伦坦诺和阿尔尼姆收集加工出版的德国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1806一1808),曾极大地推动了国民民族意识的高涨,并影响了一代诗人的创作。 这一时期,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方面贡献较大的是雅克布·格林(1785一1893)和威廉· 格林(1786一1959)兄弟。他们编写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一1815),想象力丰富,情节感人,反映了人民优美的内心世界和崇高的道德境界。其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等已成为全世界儿童的精神食粮。 三、后期浪漫派 1813年,德国掀起了反对拿破仑占领的解放战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文学上形成所谓“解放战争文学”。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实际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后期浪漫派作家的创作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揭露,显示出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因素。文学史上一般都将霍夫曼和沙米索作为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此外,抒情诗人海涅受到施莱格尔、沙米索等人影响,其早期创作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恩斯特·霍夫曼(1776一1822)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他写过不少以动物、精神病患者、鬼怪、魔术师、艺术家和畸形儿为主人公的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常受一种神秘的幽灵般的力量支配而无法主宰自己的行动。但他并不颂扬黑暗和逃避现实,而是善于以荒诞离奇的情节反映现实,发展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轻快的讽刺文学。代表作品有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1919一1821)、小说《侏儒查克斯》(1819)、《跳蚤师傅》(1822)和<<堂兄弟的屋隅之窗》(1822)等。其中童话讽刺小说《侏儒查克斯》写一个丑陋的侏儒靠着三根魔发四处招摇撞骗,因而飞黄腾达,成了最高统治者。作品以轻快的讽刺手法,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表现荒谬不经的现实,取得了了巨大的审美效果。他的作品风格对19世纪各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仲马、爱伦·坡、波德莱尔、托马斯·曼等都有很人影响。 沙米索(1781一1838)是浪漫派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重要作家。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妙的故事》(1814)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一个人因将影子卖给魔鬼以换得财富,从而丧失人的一切特征而痛苦不堪的故事,表现了金钱使人性异化的主题。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思潮虽为德国文学之主流,但也有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已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亨利希·海涅(1797一1856)即是其中的代表。海涅是继歌德之后19世纪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因素。文学史上一般都将霍夫曼和沙米索作为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此外,抒情诗人海涅受到施莱格尔、沙米索等人影响,其早期创作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恩斯特·霍夫曼(1776一1822)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 4 他写过不少以动物、精神病患者、鬼怪、魔术师、艺术家和畸形儿为主人公的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常受一种神秘的幽灵般的力量支配而无法主宰自己的行动。但他并不颂扬黑暗和逃避现实,而是善于以荒诞离奇的情节反映现实,发展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轻快的讽刺文学。代表作品有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1919一1821)、小说《侏儒查克斯》(1819)、《跳蚤师傅》(1822)和《堂兄弟的屋隅之窗》(1822)等。其中童话讽刺小说《侏儒查克斯》写一个丑陋的侏儒靠着三根魔发四处招摇撞骗,因而飞黄腾达,成了最高统治者。作品以轻快的讽刺手法,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表现荒谬不经的现实,取得了了巨大的审美效果。他的作品风格对19世纪各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仲马、爱伦·坡、波德莱尔、托马斯·曼等都有很人影响。 沙米索(1781一1838)是浪漫派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重要作家。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妙的故事》(1814)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一个人因将影子卖给魔鬼以换得财富,从而丧失人的一切特征而痛苦不堪的故事,表现了金钱使人性异化的主题。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思潮虽为德国文学之主流,但也有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已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亨利希·海涅(1797一1856)即是其中的代表。海涅是继歌德之后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生活在一个历史过渡的时代。当时的德国,政治上从死气沉沉的复辟时代转入革命潮流到来,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入唯物主义,文学上从浪漫主义转入时代。当时的德国,政治上从死气沉沉的复辟时代转入革命潮流到来,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入唯物主义,文学上从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而海涅的创作则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l8l6年,海涅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1827年,他出版了抒情诗集《歌集》，奠定了他作为德国伟大抒情诗人的不朽地位。赞美大自然和倾诉爱情是这部抒情诗集的主要内容。它抒发了诗人生活在鄙陋现实中的个人感受和对恋爱的痛苦回忆。这些诗,从素材到形式虽然都是浪漫主义的,但由于诗人巧妙、自然地将个人切身的生活体验逐渐扩大和提高到评价当代德国的社会生活上去,而使之获得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反映了在封建专制势力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表现了海涅那种拜伦式的孤独情调和对现实不满的批判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治色彩。《歌集》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它写得清新优美,感情真切,具有浪漫风格和古老民歌的浓郁色彩,极受读者喜爱。 20年代后期,海涅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执意追求大自然灵化的浪漫主义幻景中，开始走向探讨社会生活实际的现实主义。自1826—lS81年间,海涅陆续出版了4部《旅行记》。在这些富有强烈抒情性的散文作品里,诗人以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尖锐而辛辣的讽刺笔触对当时德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观察和探讨,其中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堪称为19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图画。诗人一方面以抒情的浪漫主义笔调描绘了祖国秀丽的山河,—方面又辛辣地讽刺了特权阶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庸俗和市民的浅薄与偏狭，真实地再现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已经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1831年，海涅流寓巴黎。在巴黎期间，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哲学 、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论浪漫派》（1836）和《论德国宗教的哲学和历史》（1834）。《论浪漫派》一书集中表达了海涅的文学观点。文章筒要而精确地分析了德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对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莱辛、歌德、席勒等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从而捍卫了德国文学的进步传统。特别是文章在对当时浪漫文学的消极、反动性给予批判的同时,对其艺术上的重要成就又充分予以肯定。这种不同凡俗的观点和态度,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价值。 1843年,海涅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海涅的创作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而 5 与当时德国革命斗争实际密切结合。其中最著名的有政治抒情诗集《时代的诗》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代的诗》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无情嘲笑和抨击，发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口号，成为1848年革命的先声。如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里,诗人热情歌颂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明确指出他们是自觉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恩格斯认为这首诗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诗体旅行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的代表作。1843年10月,海涅在法国流亡13年之后第一次回故乡探望母亲,长诗写的就是这次回国的见闻与观感。 在异国他乡,诗人日夜思念着自己的祖国,然而他未踏入国门,便巳感受到令人窒息的中世纪、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的霉烂气味,目睹了祖国依然处于昏睡和停滞的状态。诗人看清了普鲁士统治者实际上完全在靠欺骗和想象过日子。他们的所做所为只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幽灵的梦幻,而梦幻是注定要破灭的。长诗的题目不仅寓意深刻,而且也形象、辩证地表达了全诗的主题。长诗政治抒情的深刻思想内容表现在它猛烈抨击了以普鲁士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政治及其精神枝柱天主教会,充分表达了诗人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诗人以冬天象征愚昧、落后、反动的德国,通过童话般的幻想对德国的书检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各个方面给予无情揭露和抨击。他把德意志36个封建小诸侯国比做“36个粪坑”,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必须用暴力。普鲁士国徽上的鹰则是反动普鲁士的象征,诗人立誓,这鸟一旦落入他手,他要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并号召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洗礼的莱茵人民对准它射击。长诗表达了诗人对封建专制王朝刻骨的仇恨和势不两立的斗争决心。 海涅对天主教会也怀有极大的憎恶和仇恨。他斥责古老的宗教曲是“绝望的曲调”,是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制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号召人们在地上建立自由、平等的“王国”。诗人以极大的蔑视,嘲笑讽刺科隆大教堂是一座“精神的巴士底监狱”,在革命风暴到来后,它只能做“马厩”使用。而教堂中的三个圣王则将被装进“三只铁笼里”，“悬在明斯特的塔上”示众。显然,诗人是把对压迫者的恨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在一起,尽管现实的德国给他以令人心碎的印象,但他并未由此引出悲观的结论,他对社会改革怀有信心,对德国的光明未来和人类前途抱有希望。《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给予德国人民以极大的启迪和鼓舞。 在艺术上,长诗堪称德国“精致的文学”的范本,取得了很高成就。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描绘成功结合；讽刺手法的广泛运用,以及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都使这部长诗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海涅晚年由于患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曾一度产生矛盾、苦闷情绪。他一方面认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相位“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另—方面，又担心共产主义来临，掌权的无产阶级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人类文化艺术。这种疑惧既反映了诗人自身思想的矛盾与局限,也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不成熟。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病逝, 第三节 英国文学 19世纪前30年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当时欧洲文学的最高峰,并且给某他国家的文学以很大影响。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同当时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大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正在成长,劳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加之对法战争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使人民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终于在1808年酝酿爆发了工人自发破坏机器的斗争,并逐步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路德运动”。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英国统治阶级于1812年初制定了所谓“反对破坏机器法案”。 1819年8月曼彻斯特的工人集会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制造了彼得 6 卢广场的大屠杀,即“彼得卢事件”。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促使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更加高涨,终于导致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得到蓬勃发展的。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英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是所谓“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都经历了从拥护法国大革命到对革命失望的过程,又都因资本主义城市文明而远离城市,远离社会斗争而隐居在英国西北部昆布兰湖区,创作了大量赞颂大自然,缅怀中古时代的淳朴、讴歌宗法制农村生活和诅咒城市文明的诗篇而被称为“湖畔派”。 华兹华斯（1770—1850）是“湖畔派”诗人的杰出代表。1798年,他与好友柯勒律治合写出版了代表作《抒情歌谣集》,诗人在很多诗篇中描写纯真恬静的自然景物以及活动于大自然之中的普通人,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同时,也流露了孤独、忧郁的情调。受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大自然有一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人在大自然中可以清除掉一切精神上的烦忧和污垢,因而被誉为“自然的诗人”。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丁登寺》(l766)、《不朽的征兆》(l802一1804)。 1800年,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写“微贱的田园生活”(即日常生活)。因而这篇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华兹华斯 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开创了表现感情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义诗风,在艺术上影响了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创作。柯勒律治(1772一1834)是“湖畔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他的诗作并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柯勒律治的诗具有神秘浪漫色彩,常把玄冥、古怪、离奇的故事尽力写成逼肖现实生活。收在《抒情歌谣集》中的叙事诗《古舟子咏》(1798)是他的代表作。诗人通过一个老水手在一次航海中的奇异而又可怕的故事,探索了人生的罪与赎罪的问题,典型地表现了柯勒律治的艺术风格。柯勒律治文学评论的精华集中在理论著作《文学传记》里，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观点，对诗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想象力是诗人的最高品质，有了想像力，诗才有了灵魂。真正的诗人都有想像力，而庸才只有幻想。柯勒律治还是英国著名的浪漫派莎学专家，著有《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1818）。 骚塞（1774—1843）也是“湖畔派”的代表作家。他写过不少抒情叙事诗,作品充满了离奇怪异的形象,美化中古封建制度,宣扬神秘主义,主要作品是《圣女贞德》和长诗《罗多克》。 继“湖畔派”诗人之后,英国的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和济慈接踵登上英国文坛,他们把浪漫主义推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境界。他们虽各具特色,但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强烈要 求摆脱封建教会势力,崇尚自由解放精神,在思想上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 这一时期,有成就的作家还有司各特,他的历史小说丰富收发展了19世纪的欧洲文学,并对欧美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雪莱(1792一1822)是英国文学史上与拜伦齐名的杰出浪漫主义诗人。他思想敏锐而激进,在大学时代即写出了哲学论文《无神论的必要性》而被开除。l813年他完成了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诗歌采用梦幻的形式,描写仙后麦布带领少女伊昂珊的灵魂遨游宇宙,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人来。诗人借麦布过人间事物的评论,抒发自己对宗教、私有制的谴责，表达了对变革的憧憬,但诗人认为,铲除社会罪恶靠的是大智大勇的天才。这一观点在后来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中也得到了反映。 抒情诗是雪莱诗歌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部分。在《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中,诗人对压迫充满愤慨,对劳动者的境遇深感不平,号召起来斗争,以改变被奴役的处境。《西风颂》(1819）则以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讴歌摧枯拉朽,却又播下新生种子的西风。发出了“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遥远?”的胜利呼唤,异常鲜明地表现了诗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 神。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致云雀》(1820)、《自由颂》(1820)等诗里。 7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浪漫主义杰作。它取材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据说在已失传的《被释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最终同宙斯妥协了。雪莱反对这种“软弱无力的结局”,而根据当时的现实斗争需要设想了另一个战斗的胜利的结局,表达了诗人与封建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幻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美好世界的强烈愿望。象征比喻的手法,丰富的幻想,宏伟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强烈的抒情,和谐的音韵以及多彩的语言,使这部诗剧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822年7月8日,雪莱和朋友在意大利乘帆渡海,遇风暴溺死海中,年仅三十岁。 济慈(1795一1821)是后期浪漫主义诗人中富有才华的诗人之一。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作品。他的诗歌洋溢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同时,也渗透着自由精神。他的代表作有《夜莺颂》、《希腊古瓷颂》、《秋颂》、《许佩里翁》等。他的诗歌感情真切自然,想象丰富,富有立体感和色彩感,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司各特(1771一1832)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奠基者。他一共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著名作品有《威弗利》(1814)、《清教徒》(1816)、《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及《艾凡赫》(1819)。 《艾凡赫》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12世纪末的英国为背景描写“狮心王”理查消除国内战争的故事,揭露了诺曼贵族的骄横残暴和撒克逊人民的深重灾难。小说叙述技巧高超,善于描写对话和展示全景式的广阔背景,人物纷繁多姿,栩栩如生。司各特的创作对欧美许多著名作家,如萨克雷、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库柏等产生过影响。 拜伦(1788一l824)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具有全欧影响的代表。1788年1月22日,拜伦出生于伦敦一个世袭的贵族家庭。父亲曾是陆军军官,性情放荡、粗暴,母亲脾气也很坏,后来母亲被遗弃幼小的拜伦跟随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贵族社会的歧视,没有爱和温暖的家庭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忧郁、孤傲、倔强的性格。 拜伦十岁时继承男爵爵位。l801一1808年,他在哈顿中学和剑桥大学读书时,即已开始写诗。在大学,他接受了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他敌视虚伪、庸俗的上流社会,酷爱自由, 形成了好胜心极强的性格。1807年3月,他的处女作诗集《懒散的时刻》出版,其中已表现出诗人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和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忧郁情绪。这部诗集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刊物《爱丁堡评论》的攻击。为了回击对方的冷嘲热讽,1809年,拜伦发表了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诗中提出了诗歌要表达现实生活的主张;并显示了拜伦讽刺才能的锋芒。 1809年3月,拜伦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上议院,由于对贵族社会的格格不入,同年6月,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出游。从1809年至1811年间,他先后漫游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希腊和土耳其。其间,完成了著名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此诗为诗人赢得了全欧的声誉。1812年前后,拜伦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先后两次在国会发表演说,为路德派工人和爱尔兰人民的权利辩护,反对当局反人民的镇压政策,发表了著名的讽刺诗《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诗人以极大的同情,描绘了工人的悲惨处境,并尖锐地讽刺和愤怒地斥责了“编织机器法案”的反动性,成为英国文学中旗帜鲜明、义正辞严地为暴动工人说话的第一篇杰作。这期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欧洲封建势力重新抬头,英国社会政治也日益反动,加之诗人个人生活的不幸,形成了拜伦的忧郁、孤独、反抗的个性,同时,理想的破灭，也滋生了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东方叙事诗》（1813—1816）、《希伯莱叙事诗》和有关拿破伦的政治诗。前者包括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有《异教徒》(1813)、《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和《巴里西纳》(1816)等。这些极富浪漫色彩的诗篇大都以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为背景,环境极为奇特,完全符合浪漫主义主人公的非凡经历。主人公都是一些孤傲、倔强和富于叛逆精神的人物,这些人物构建起人们称为“拜伦式英雄”的形象系列。“拜伦式英雄” 8 主要的特点是:与罪恶的社会尖锐对立,进行孤独的个人反抗;蔑视一切社会“文明”,傲世孤立,对前途感到迷茫;追求个人幸福、自由和理想的爱情,然而奋斗的结局常常以悲剧告终。拜伦笔下的这类形象,既表现了当时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与现存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也反映了他们忧郁、苦闷、孤立无援的思想情绪和处境,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1816年初,正当诗人在创作上取得极大成功之时,他结婚才一年的妻子突然弃家出走,英国上流社会利用这一来件对拜伦进行大肆诽谤,诗人愤然出走意大利,从此开始了异国生活,至死再未回过英国。拜伦这次出国,先到比利时,不久便定居瑞士。在这里,他同雪莱相识并结为好友。受雪莱乐观主义精神的影响和鼓舞,拜伦在这一时期不仅续写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三章，还创作了一批开朗积极的诗篇，如《锡隆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路德分子之歌》（1816）等。这些短诗都表明了诗人继续肯定人生的意义在于自由斗争的思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赞美，以及对封建暴政的无比仇恨。 1816年10月，拜伦去意大利。在意大利期间（1817—1823），也是拜伦在政治上最活跃、创作上更灿烂辉煌的时期。他一方面积极参加意大利烧碳党人领导的抗击奥国侵略者的斗争，一方面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四章(1818),创作了哲理诗剧《曼弗雷德》(1817),仿神秘剧《该隐》(1821),讽刺长诗《审判的幻景》(1822)和诗体长篇小说《唐璜》(1818 一1826)等一系列著名诗篇。 《曼弗雷德》、《该隐》既体现了反叛精神,又表现出悲剧的“情绪。《曼弗雷德》的创作显然是受《浮士德》的启发。主人公曼弗雷德是一个对未来丧失信心的阴郁的厌世者,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他对知识和生活都感到失望,一个人隐居阿尔卑斯山麓,寻求遗忘和死亡。他召来支配宇宙中各种自然力量和人类命运的精灵,但是任谁也满足不了他的愿望,他拒绝宗教的挽救,决不交出自己的灵魂,最后孤寂地死去,这种对理性和知识的失望,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想破灭的情况下仍要求继续反抗封建、要求理想自由和意志独立的复杂心理。 《该隐》取材于《圣经》故事,在《圣经》里,该隐因亵渎上帝,杀害弟弟——祭坛的保卫者亚伯而受到人神的谴责。诗剧反其意,把该隐描写成敢于嘲笑上帝的反叛者。他大胆指责上帝,批评神权使人类陷于愚昧和屈从,人世由此产生种种罪恶与不幸。该隐的形象具有明显反宗教的积极意义,但是与曼弗雷德一样,他在探索人生和哲学问题、反对神权时,始终傲世离群,孤军奋战,充满寂寞、悲观的情绪。尽管如此,诗剧鲜明的反抗批判的主题,曾引起英国贵族社会和教会人士的极大恐慌,拜伦也被诬为“恶魔”。 《唐璜》是拜伦的杰作,充分显示了拜伦诗歌遗产中最有力的因素,即辛辣的社会讽刺。作品原计划写25章,因诗人早亡,只完成16章和第17章片断。就已写成的诗章而论,被公认为是拜伦最好的作品。歌德、雪莱、普希金等大诗人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唐璜》的故事源于西班牙一个古老的传说。诗人将传说中的唐璜从浮华公子改变为善良的热血青年。描写了他奇险漂流的一生。作品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广泛地描绘了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各种人情风貌、社会状况。然而,残暴的各国封建主,腐朽的贵族社会,猖狂的商业资本,以及阴谋的宫廷,跋扈的权贵,血腥的战争,都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表现出诗人大胆针砭现实的强烈倾向性。 唐璜具有善良的本质,他顺从“自然本性”,向虚伪的道德挑战；他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不愿做淫荡王妃的玩物；他同清被奴役者,敢于反抗压迫。但是他又任性放荡,玩世不恭,没有明确的人生观,这是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然而作者是准备让他的主人公为法国大革命献身的,这说明诗人心中的唐璜的完成形象是一个性情善良、追求自由的贵族青年,是从平凡青年成长为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也是作者一生历程的影子。 从艺术上看,《唐璜》是拜伦浪漫主义叙事诗中最富于现实主义因素的一部作品。它具有浪漫主义叙事诗的一般特点,如写奇人奇事奇景,故事的传奇色彩,情节的曲折离奇,异国情调的描绘,以及离开故事情节直抒作者主观感受和认识等等。同时,诗中又不乏具体、真实、 9 生动的客观现实生活的描写,如对西班牙贵族生活、海上风暴、饥饿、沉船、奴隶市场、土耳其后官、伊斯迈尔战役、俄罗斯宫廷以及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描写，都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此外,富有变化的表现手段，口语体诗歌语言的运用,形成了拜伦独特的语言风格。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惊人的莎士比亚的多样性”（普希金语）。 1823年初，希腊爆发反土耳其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拜伦毅然卖掉自己的庄园，为希腊军贷款、购枪械、建军队，并亲自指挥作战。1824年4月9日，拜伦在一次巡视中遇着寒病倒，不久病情恶化，十日后便与世长辞，年仅36岁，他的逝世引起全欧洲进步人士的极大震动,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拜伦的诗歌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学都产生了影响。他的创作成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取得普遍胜利的一种推动力。同时,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拜伦创作中的精华,即是他对封建专制、资本主义掠夺、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他对反动统治者的强烈反抗精神。鲁迅曾对拜伦诗歌的这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斗争精神给以很高的评价。当然,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拜伦的思想和创作中也存在着消极的因素,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个人主义的孤独感和忧郁悲观情绪。尽管如此,拜伦诗歌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他对全人类的贡献仍是主要的。 在拜伦一生的创作中,《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优秀作品。长诗共分四章,副标题为“一个浪漫的故事”。诗人根据自己两次出游欧洲邻国的见闻和感想,以抒情日记的形式,记录了19世纪初西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民族特征,表现了诗人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讽刺,因而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 第一章是关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旅途见闻。主人公哈洛尔德因厌倦空虚、庸俗的上流社会生活而出国远游。他目睹了葡萄牙受奴役者的苦难;热情颂扬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拿破仑的反侵略战争,刻画了英勇不屈的“萨拉哥撒姑娘”奥古斯丁娜,为保卫祖国,她由一个柔弱的女性变成了勇敢的战士。她冲锋陷阵,“爱人死后,她没有流无用的眼泪,首领牺牲了,她站在他危险的岗位上”,用她的无畏精神鼓励战士,赢得了胜利。 第二章是关于希腊等地的见闻,长诗对遭受土耳其奴役的希腊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痛斥了封建暴君“抢劫一个多难国家”的“禽兽行为”。作者以哀怨悱恻的诗句描绘了希腊民族悲惨的现实处境,又借对古代波希战争的描写,意在唤醒希腊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并号召他们丢掉一切幻想,“自己动手”解放自已；对那些口头勇敢,“实际的脓包”和蒙受国家恩惠最深,却爱得最浅的人,诗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抨击。 第三章写在比利时和瑞士的见闻。在比利时,哈洛尔德凭吊了滑铁轳战场,他指出,拿破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变成了暴君,但是拿破仑的敌人的胜利也只是旧专制对新暴政的胜利,对 人民来说,只不过是“打倒了狮子又向豺狼朝礼”。在瑞士,诗人想起了伏尔泰和卢梭,对这两位启蒙思想家表示了极大的敬仰之情,称颂他们的思想“把整个世界投入熊熊的火焰”之中。 第四章写意大利见闻。诗人对意大利遭受奥地利统治深表悲痛,同时用古罗马的强盛与光荣来启迪意大利人民,号召为独立自由而战。长诗激越人心,充满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哈洛尔德在南欧各国的漫游,构成了长诗的基本情节,但长诗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写主人公的个人经历,诗人注意的中心乃是南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游记》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除人长解放运动的主题外,还有历史、哲学、美学以及诗人的个人生活内容,这一切构成了长诗的抒情多样性,但是反侵略,反暴政,追求自由独立、赞颂和声援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乃是长诗中最积极、最有力、最扣人心弦的主旋律。 《游记》有两个主要人物：哈洛尔德和抒情主人公。哈洛尔德是虚构的人物,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一个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他对“酒足饭饱”、“通宵狂欢”的上流社会无聊生活极度厌倦。为了排遣苦闷和寻找人真挚的感情“浪游海外”。然而,他最终依然是生活的旁观者。面对欧洲各国秀丽的风光和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斗争,他的“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 10 的”。他离群索居,宁愿与自然为伴而不愿接近人民群众他没有勇气去积极地参与和干预生活,永远怀着无边无际的悲哀。很明显,矛盾的生活、严重的人主义是造成哈洛尔德孤独忧郁、悲观厌世的根本原因。 哈洛尔德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资产阶级民派知识分子对现实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实际上,哈洛尔德形象更多地起着“让这作品多少有些联贯性”的结构作用,用以“表明一个人的心灵在早年遭到损害之后,会造成对过去的快乐的厌倦,对新的乐趣的失望。由此可见,这一形象仅是作者借以表达自己生活感受的工具,所以,他既“不是为了做模范而创造的”,也不等同于诗人自己。 抒情主人公同哈洛尔德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以作者的主观抒情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在长诗中,诗人自己常常以旅行者的身份对途中观察到的问题发表意见,抒发感情,形成一个热情、积极反侵略、反暴政、追求独立、热爱自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与作者全然一致。随着情节的展开,抒情主人公形象逐渐代替了哈洛尔德形象,他的特征也越鲜明。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感情炽烈、思想激进,能对许多问题作出积极评价的人物。这个形象体现了拜伦思想中的积极方面,从正面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和愿望。 在艺术上,《游记》也很有特色。 首先,主观抒情是这首叙事长诗的突出艺术特点。从表面看,哈洛尔德的旅游构成了长诗的情节线索,实质上,长诗却侧重于表达诗人直接观察和内心感受。为了直抒胸臆,作品经常中 断情节的进展,由诗人直接评论历史和现实,任其思想自由驰骋,感情放纵奔流。因此,诗中各种场景变化无穷：时而缅怀古代,时而纵论当今,时而热情赞颂大自然,时而又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同时,诗人强烈的感情在长诗中表现为多种方式：忽而愤怒,忽而悲伤,忽而痛惜,忽而欢畅,忽而浮沉,忽而抗议,这种主观抒情使诗人强烈、浓郁的感情力度渗透全诗,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其次,对自然景色的出色描绘。长诗以其生花之笔,将大自然的美给以生动描绘。那阿尔卑斯山的险峰,威尼斯的城邦,古罗马的遗迹,日内瓦湖的风光,喧嚣的瀑布,月夜的景色,辽阔 的田野,闪耀的大理石,森林的情趣,金黄的夏日等等,无不使人加其境,得到美的享受。 再次,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在长诗中,作者善于将昔日的辉煌业绩与当前的屈辱现状、被压迫者的痛苦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大自然之美与现实社会之丑等加以对比,在鲜明强烈的对比之中,既加深了对社会罪恶的揭露,也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憧憬。 此外,《游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了生动简洁、流畅自然、富有音乐性之外,在口语入诗上,更达到诗歌艺术语言的高峰,同样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如第四章100节对古罗马角斗场面的描绘等。 第四节 法国文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同封建势力的激烈搏斗,特别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产生了极度的失望情绪,在文学上促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生。在德、英等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在与古典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而成为文学的主流。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在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内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尤以小说成就最为显著,雨果是其最伟大的代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早期浪漫主义和后期浪漫主义。 1830年以前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称为早期浪漫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贝朗瑞的歌谣创作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 夏多布里昂(l768一1848)是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在政治上他属于贵族保皇党人。1801年,他的中篇小说《阿达拉》的问世,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小说以 11 异域北美洲为背景,描写了一对异族青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酿成的爱情悲剧，歌颂了基督教的崇高与伟大。1802年,夏多布里昂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勒内》,它实际上是《阿达拉》的续篇。主人公勒内是一个患有“世纪病”的典型形象。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在忧郁中长大,现实使他感到人生无常,自杀、漂泊都无法解脱他的痛苦,最终,他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有着明显缅怀过去,美化基督教的倾向,这反映了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僧侣阶级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但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抒情论文《基督教的真谛》(1802)中,首倡浪漫主义,而且其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以患“优郁症”的人物,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生活、雄伟瑰奇的自然景色吸引读者,“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重大影响。 史达尔夫人(1766一1817)是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她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两部小说《黛尔菲娜》(1802)和《高丽娜》(1807)。两部小说都带有自传成份,描写了两位才情出众、思想高超的女性在社会偏见和虚伪道德压迫下的悲剧命运,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史达尔夫人文学理论家的地位是由她的两部重要理论著作——《论文学》(1800)和《论德国》(1810)奠定的。在这两部著作中,她将欧洲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浸 主义文学加以对比,表示了对浪漫主义的肯定和偏爱,并提出作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要自由地为开拓创作新领域而努力实践。史达尔夫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贝朗瑞(1780一1857)是19世纪初法国著名民主主义诗人。法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可以追溯到贝朗瑞的歌谣创作。贝朗瑞早期的歌谣创作大多以歌颂青春、欢乐、美酒与爱情为主题,也有少量诗歌描写社会不平。1813年,他在《意弗托国王》中塑造、了一个善良、简朴、爱好和平的国王形象,巧妙地讽喻了现实中的拿破仑皇帝。这是一首典型的贝朗瑞式的政治歌谣,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贝朗瑞的创作也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创作的最大特色是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复辟势力和反动教会。代表作品有《法兰西的好国民》、《白帽徽》、《贵族狗告状》、《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传教土》、《教皇的儿子》等。在法国人民的反复辟斗争中,贝朗的政治歌谣起到了战斗号角的作用。贝朗瑞的歌谣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特色。他继承和发扬了法国民歌的瑞优良传统,语言纯朴自然、明快、韵律和谐,富有旋律感。贝朗瑞将法国歌谣创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进步诗人和诗歌都有较大的影响。1830年之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了很大发展，反王政复辟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下,—批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作家开始走向文坛，在反对古典主义的声势中形成了以雨果、缪塞和乔治·桑等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阵容。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份也越来越多,许多作家后来都加入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行列之中。 缪塞(1810一1857)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都有所成就。早期的抒情诗集《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1830)是他的成名之作。随后,他又发表了诗集《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长诗《洛拉》(1833)以及著名组诗《夜歌》(1835一1837)等,尤其是《夜歌》描写诗人与乔洁·桑的感情纠葛,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1836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缪塞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以他和乔治·桑的恋爱故事为中心内容的自传体小说。作者指出,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想是小说主人公阿克达夫的“世纪病”产生的社会根源,表达了对葬送一代青年的理想和前途的复辟时代的深刻不满。缪塞还写了《喜剧与格言》等许多剧本。剧本多以历史或民间故事 12 为题材,主要展开对恋爱心理的分析描写,剧本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的自我表现。缪塞的剧本继承了18世纪以恋爱心理分析见称的马里沃的传统,在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史上独树一帜。 乔治·桑(1804一1876)是法国著名的女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班。1832年她以乔治·桑的笔名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安蒂亚娜》揭开了她“妇女问题”系列小说创作的序幕。后来,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她发表了小说《木工小史》(1840),开“社会问题”小说之先河,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直接表现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较早的一部小说。此后发表的同类题材作品主要还有《康素埃洛》(1842一1843)和《安吉堡的磨工》(1845)。在乔治·桑—生的创作中,后期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田园小说”占有重要地位。这类作品主要有以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三部小说：《魔沼》(1846)、《弃儿弗朗沙》(1848)和《小法岱特 》(1849)在这类小说中,作者通过对自然淳朴的农村生活的描写,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生活理想。在艺术上也具有较高成就,如对大自然绮丽风光的动人描绘,简洁而富有韵味的故事情节构思以及浓郁的抒情色彩等,都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维克多·雨果(l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经历了这个世纪欧洲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从20年代至70年代,他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小说和文学评论。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作为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真诚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1802年2月29日,雨果出生于法国东部贝尚松省的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一名将军,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家中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对雨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期,他受母亲影响较大,政治上拥护保王党。l82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出版,获得了路易十八的年金奖赏。诗集采用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内容上歌颂君主,明显表现出保皇主义倾向。 l824年,雨果的第二部诗集《新颂歌集》出版,开始显示出诗人从思想到创作上的变化。他在《序言》中承认当时的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歧,但又以调和的口吻鼓吹双方携手合作。 20年代中期,复辟王朝的专治统治变本加厉,人民群众不堪其苦,自由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在文艺方面,贝朗瑞的诗歌无情揭露了贵族和僧侣的罪恶,狠狠抨击了波旁王朝的倒行逆施。这些,都促使雨果逐步从迷途中醒悟过来。l826年,他与维尼、缪塞、大仲马等组织浪漫派“第二文社”,明确支持浪漫主义。这位共和主义将军的儿子终于站到了进步阵营方面。同年出版的诗集《颂诗与长歌》便标志着雨果的诗歌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827年，雨果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克伦威尔》剧本由于不适合舞台演出而影响不大,但《<克伦威尔>序言》却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和理论纲领。在这篇序言里,他无情批判了古典主义。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形式,艺术贵在创新,盲目仿古只能将艺术引向死路。因此,他坚决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打破古典主义的桎梏,提出了“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文学自由正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儿”的著名论断。《〈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奠定了雨果浪漫主义领袖的地位。从20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鞭挞统治者罪恶,揭露社会不平,同情被压迫者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主题。如诗集《东方集》(1829)表达了诗人对20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富有东方异国情调,显示了雨果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同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则对统治阶级以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迫害劳动人民的罪恶提出了严正批判,呼吁废除死刑,最早表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1830年2月,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在巴黎公演。剧本鲜明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与浪漫主义风格,在首演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剧本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也标志着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的胜利,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1831年,雨果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同年还出版了抒情诗集《秋叶集》。 13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具有巨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浪漫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通过善良无辜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尔达遭受教会和专制制度的迫害、摧残直至悲惨死去的故事,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教会势力和专制统治者相互勾结反人民的罪行。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想倾向。 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极为浓厚。为了突出这一重大主题,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采用充分夸张的手段,使故事达到离奇的程度。爱斯梅拉尔达从外貌到内心的高度完美,卡西莫多的外形奇丑而精神无比高尚以及其最后出人意外的悲剧性结局,不仅深化了作品主题,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点,即美在心灵而非外表。值得深思的是作品对副主教弗罗洛的描写。如果说爱斯梅拉尔达和卡西莫多的形象在小说中是极善的体现,那么,弗罗洛则是雨果浪漫主义构图中极恶的代表。然而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描写并没有抽象化,更没有简单化。弗罗洛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化身,体现着教会的本质,但作者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宗教的牺牲品,是一个在宗教桎梏下性格严重畸形发展的反面人物。长期的宗教禁欲主义生活与人性中对美和爱情的不可抗拒的追求,造成了他表面上的禁欲主义,本质上的纵欲主义，也必然导致他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作为宗教的化身、迫害爱斯梅拉尔达的凶手,作者对他万分憎恶,但作为宗教的牺牲品,作者又对其寄予一定的同情。小说对这一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不仅没有削弱作品的批判力量,相反更加有力地揭露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性,也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作为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成就,如丰富的主观想象,浓烈的自由抒情,离奇的故事情节,夸张的人物性格以及中世纪五光十色的环境描写等等,无一不渲染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特别是作品艺术对照原则的广泛运用,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学思想。从小说的整体描写来看,它描写了两个世界:一个善良、友爱、光明,一个伪善、残暴、黑暗,对比强烈；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女主人公的外形美与内心美和谐统一,但她的命运却极其悲惨,她与弗罗溶的邪恶形成强烈对照；弓箭队长弗比斯徒有一副堂皇外表,内心却空虚、浅薄、道德堕落；而卡西莫多外貌虽奇丑无比,灵魂却十分纯洁、高尚。雨果正是通过这种种对照,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显示出他独有的创作特色。 30年代末,由于法国革命运动转入低潮,雨果在政治上逐渐采取了与七月王朝妥协的态度。1848年革命前,他一直是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者。这一时期,雨果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文学上却无什么成就。特别是1843年写的剧本《卫戍官》充满神秘主义,思想情绪很低。剧本上演即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10年。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君主势力重新得势,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雨果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他开始抛弃君主立宪的幻想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结果遭到拿破仑三世的无情镇压,雨果也被迫流亡国外。 在长达19年的流亡期间,雨果始终坚持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同时在创作上显示出新的活力。50年代,他出版了政治抒情诗《惩罚集》(1859)以及诗集《静观集》等重要作品,前者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罪恶性质,号召法国人民推翻封建暴君。《惩罚集》的发表标志着雨果完成了思想和创作的转变。 60年代,雨果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获得了重大成就。1862年,《悲惨世界》出版。1866年至1869年,他接连又发表了《笑面人》(1866)和《海上劳工》(1869)两部主要长篇小说。《海上劳工》描写了青年渔民吉利亚特为了获得理想的婚姻,只身去孤岛与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劳动人民的惊人智慧与顽强精神。《笑面人》以异国生活为题材,深刻揭露了英国上层贵族统治者的残暴、腐化,有力地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对下层人民的苦难则表示了深切关注与同情,又一次表达了作者的共和主义立场。这—时期的创作,在保持了浪漫主义的独特风格的同时，现实主义因素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悲惨世界》更 14 有典型意义。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也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因素。 小说共分五部：“芳汀”、“柯赛特”、“马琉斯”、“圣丹尼斯”和“冉阿让”。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15年到1833年之间的巴黎。其基本情节是主人公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穷工人冉阿让因生活所迫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刑。服苦役19年出狱后,无人愿收留他。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热情款待了他,可他又行偷窃,主教原谅了他并赠他一对银烛台。米里哀主教宽容善良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冉阿让,使他立志从善。以后他改名换姓当上了厂长、市长。但不久,他过去的身份被警官沙威发现,被捕入狱。他从狱中逃出,并从坏蛋德纳第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柯赛特,从此开始了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1832年共和党人在 巴黎举行革命起义,冉阿让参加了起义,并在起义中放走了落入他手中的死对头警官沙威,沙威被感动而自杀。柯赛特与进步青年马琉斯相爱。婚后,冉阿让主动向马琉斯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反而引起马琉斯对他人品的怀疑而遭疏远。后来,马琉斯从德纳第口中得知冉阿让的高尚品德,并知道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对年轻人赶到冉阿让住所时,老人已是奄奄一息,在马琉斯和柯赛特的哭泣和爱吻中,冉阿让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小说以冉阿让为中心,通过他充满苦难的生活经历以及芳汀和柯赛特的悲惨命运,真实地描绘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到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真实生活的广阔画面,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控诉了剥削制度、不公正的法律以及虚伪的道德观念,赞颂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以及共和主义者的英勇献身精神。因而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 首先,在《悲惨世界》里,作者主要通过冉阿让、芳汀和柯赛特等人物的苦难遭遇,表现了深切同情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主题。 冉阿让本是一个善良、诚实、勤劳的农业工人,然而,“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的社会现实逼迫他偷了一块面包,因此,竟渡过了19年的狱中生活。出狱后, 尽管他一心向善,舍己救人,但仍不能摆脱警察的追捕,而过着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罪犯生活。芳汀原是一个天真纯洁的贫苦少女,被富人子弟诱骗怀孕后被遗弃。她决心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女儿,但德纳第无情敲诈勒索她,工厂无理开除了她,她被迫沦为娼妓,最后在贫病中含恨而死。不到5岁的柯赛特则远离亲人,在德纳第夫妇的虐待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她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还得干成年人的重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作者不无悲愤地写道:“大家叫她百灵鸟”,“不过这只百灵鸟从来不唱歌”,雨果以他饱蘸同情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小人物的不幸,从而展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世界”的图画。 其次,小说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司法制度、法律和道德观念等给予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雨果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画图表面,《悲惨世界》的“作者序”里曾明确指出:“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是当代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冉阿让为了一块面包就被监禁19年；芳汀受资阶级绅士侮辱,反被法庭判处3个月以上监禁；工人商马第只因路过田野拣了一根带有苹果的树枝,被指控为盗贼,还硬被诬陷为越狱的苦役犯。小说是通过他(她)们的不幸遭遇,有力地撕下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公正”和“正义”的虚伪面具,深刻地揭露了它迫害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至于那个冷酷无情的警官沙威,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法律的化身。他忠于他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贫苦阶层的人们充满仇恨并进行无休止的迫害,他是冉阿让的死对头,又是造成芳汀死亡的罪人。小说通过沙威的形象,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和反动。 再次,《悲惨世界》在否定和批判旧制度的同时,以大量篇幅热情讴歌了1832年巴黎人民的六月起义和街垒战斗中的共和主义英雄的英勇献身精神,这也是小说中最激动人心、最富于思想价值的一部分。在小说的第四部、第五部中,作者不仅生动描写了起义前的战斗准备 15 和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以及起义的壮观场面,还以感人的形象再现了起义者英勇作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如共和国团体社“A·B·C之友社”的领导人安灼拉斯在起义的危急关头以激动人心的演说鼓舞起义者。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他仍用枪托与敌拼死搏斗,最后就义时,他头颅高昂,目光炯炯,充满革命者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气慨。80岁老翁马白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射击打落的红旗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的口号,冒着弹雨,高举红旗登上街垒的石阶。巴黎流浪儿小伽弗洛什的形象更令人难忘。他天真烂漫、乐于助人、永远乐观。这位仅有11岁的共和小英雄,怀着对旧制度的仇恨加入到起义者的行列之中,在激战中,他不避弹雨,爬出街垒,一边唱着幽默的歌曲嘲笑向他射击的敌人,一边从敌人的死尸上为共和战士收集子弹,最后壮烈牺牲。雨果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六月起义的生动场面,以饱蘸激情的笔墨歌颂共和党人的英勇斗争,不仅凝聚着作者对革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且也具有对革命暴力的肯定。 作为一个正视现实的伟大作家,雨果不可能不对他所描写的这场起义作深入具体的分析,这样他就必然会突破人道主义的某种局限,在社会斗争问题上由仁爱转而肯定革命的暴力。在描写六月起义时,他不仅直接写了起义群众的反抗斗争,还特别借人物之口对暴力、战争、革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例如,小说通过安灼拉斯深刻地指出:“既没有什么内战,也没有什么外战,只有非正义的战争与正义的战争。”认为“那些代表着将来反对落后的过去的战争 ”“是不可少的”。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充分肯定,使《悲惨世界》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而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然而,雨果毕竟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在探索社会问题出路时的主导思想仍是希冀通过道德感化以消灭社会罪恶,因而,将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例如,从主人公冉阿让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雨果的这种道德观。从被捕入狱到出狱后到狄涅城是冉阿让性格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心灵“上升”而又堕落的矛盾阶段。19年的苦役,一方面使他悔恨自己的偷窃行为,,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永远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又使他产生了“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他下决心要向社会报复。雨果肯定了前者,认为那是心灵醒悟“上升”的表现,而对后者则予以否定,认为是一种糊涂的认识。米里哀主教的仁慈感化,使冉阿让的性格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即人情复苏阶段。米里哀主教宽恕仁慈,以德报怨和献身真理的精神,使冉阿让的心灵深受震颤,而在道德上脱离了野蛮状态。他终于放弃了“复仇”想法,从此皈依宗教,一心向善。他办的工厂正是这种博爱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商马第事件”的发生,使冉阿让进入性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道德升华阶段。面对无辜的商马第将因自己而遭受杀戳,这使冉阿让的内心深感不安。是“善”和“爱”使他不顾一切地主动自首。至此,冉阿让的性格已从人性的复苏走向发展和道德升华阶段,成为一个完全利他、灵魂高尚的人。这一阶段的完成,与冉阿让领养柯赛特有直接关系,当他从德纳第的魔爪中救出柯赛特之后,“他感到满腔血液沸腾起来了”,“这是他第二次遇见光明的启示”,因为主教曾在他心中“唤醒了为善的意义”而柯赛特则为他心中“唤醒了爱的意义”。从此,冉阿让完全成为一个人道与慈爱的化身了,他彻底摆脱了复仇愿望,与人无争,委曲求全,以宽恕态度对待迫害他、误解他的一切人。他用全身心抚爱柯赛特,不顾个人安危救助马琉斯,甚至以德报怨私自放走沙威,直到临终前还叮嘱柯赛特要宽恕德纳第。冉阿让性格塑造上的理想化,集中体现了雨果企图以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弊端的正面理想。这种以阶级调和改良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理想,在当时欧洲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它只能麻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意志,这也正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在。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成就。首先,《悲惨世界》较之雨果以往的小说,它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也更为真实,现实主义的因素大大增强。全书描写了法国各个阶层的近百个人物,通过这些众多人物的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风云多变时期的种种动向。小说对多种多样生活场面的描写更富有现实意义：从横尸遍野的战场到阴暗孤寂的 16 修女院,从保王党的贵族沙龙到穷困破败的贫民窟,从六月起义的街垒到外省城镇的风光,……所有这些都有机地触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而丰富的19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画面,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史诗的价值。 其次,《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特色十分突出。小说在情节安排和场面描写上运用了典型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随着紧张、离奇、巧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的展开,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夸张、凉心动魄的场面。如冉阿让在战舰上服役时,借救人跳海逃生；又如，冉阿让独力扛起满载货物的货车救出割风老头；他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以及德纳第策划绑架冉阿让,而沙威又赶来逮捕德纳第—伙等离奇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小说在人物描写上也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特色。作者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极力突出人物身上的某一特征,特别是常常赋予其正面人物以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从而使他们具有理想的光辉。例如米里哀主教的以德报怨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对冉阿让的心灵震撼。又如冉阿让在商马第事件发生后,通宵未眠,内心斗争,竟一夜之间使头发变白等等。即使写反面人物,作者也十分注意突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特点,如写德纳第则写他坏到极点,人世间的许多恶德败行几乎集中到他身上。沙威的形象也是如此。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遭到惨败,第三帝国垮台,雨果结束了长期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他立即投入到保卫祖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并捐款铸造两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巴黎公社起义时,起初雨果对起义有误解,但当公社失败,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站在公社一边,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其间,他不顾生命危险,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开 放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流亡社员的避难所。1872年,他发表了诗体日记《凶年集》，其中有很多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激励人民斗志的优秀诗篇。 1874年,雨果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写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作者以其进步的历史观再现了法国大革命那段火红年代的特点和历史真实,表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复辟势力之间斗争的不可抗拒性。但小说又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主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口号,集中表现了雨果人道思想的严重局限性。小说又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主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口号,集中表现了雨果人道思想的严重局限性。 雨果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还完成了《历代传说》(1883)等四部诗集、一部戏剧《多尔格玛达》(1882)和两部政论：《教皇》(1878)、《至高的怜悯》(1879)。 1885年5月22日,雨果病逝于巴黎。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送葬者有百万之众。 雨果是法国最伟人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达六十年之久,他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艺术的宝库。他的诗歌数量丰富,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表现手法细致多彩。他的小说更以其鲜明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激情和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托尔斯泰称他为“从天上盗窃电火的巨人”,高尔基也对他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象风暴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叨美好的东西……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 第五节俄国文学 在世界文学史上,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个独特的现象,政治和经济十分落后的俄国,文学却出现了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 19世纪初,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了高潮,现实主义文学也走向成熟。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在俄国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古典主义产生时期的历史背景与西欧相似,统治者正需要这种文艺思潮来巩固中央集汉的君主国家,这是俄国接受古典主义的历 17 史基础。但是,俄国古典主义又有其特殊性：首先,俄国接受古典主义不是贵族与资产阶级抗衡时期,而完全是封建贵族统治时期。因此,俄国的古典主义基本上是部分先进贵族世界观的表现。其次,俄国古典主义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特色,在古典主义的作品中，具有突出的讽刺精神,反对中世纪的愚昧,争取文明与进步,宣扬启蒙思想。第三,俄国古典主义从俄国民间故事、英雄传说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康捷米尔(1708一1744)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始祖。苏马罗科夫(1717一1777)是俄国古典主义的理论家,罗蒙诺索夫(1711一1765)是假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俄国古典主义潮流。 18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农奴制危机，使进步作家思考社会问题，出现了大批讽刺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冯维辛(1744一1792)的《纨绔少年》。俄国腐败的贵族社会中,产生了许多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作者第一次把18世纪下半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内部日常生活习俗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刻揭示了地主阶级蜕化堕落的原因，真实地写出了18世纪后半期的俄国生活现实。 拉季舍夫(1749一1802)是18世纪末的的一位贵族革命家。1798年，他发表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卷首题词:“这个怪物有庞大的身躯，肥胖臃肿，张着一百张大嘴巴，不停地嚎叫。”这是作者对血腥的专制农奴制的形象比喻。全书以札记形式,以地名为每节标题,记录了一路的旅途见闻。内容不仅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冲突，而且触及到了沙皇政权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文学艺术问题。作者说俄国农民的恶劣环境是专制农奴制造成的,人民应起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以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书中用的是感伤主义文学的流行体裁。作者一面写旅途见闻，一面抒发感受。但他写的景是俄国农民生活,抒的情是炽热的公民感情，号召人民进行暴力革命,不是沉缅于个人心灵的欣赏。 在90年，以卡拉姆辛(1766一1826)为代表形成了俄国感伤主义。但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形成时,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力量,因此,感伤主义流行于贵族中。当时的贵族饱食终日，无病呻呤,特别是普加乔夫起义后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尽力逃避社会问题。因而,在俄国,感伤主义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是保守的。它一般强调在内心生活中寻求幸福美化现实,抹煞阶级矛盾。 19世纪20年代前后，以茹科夫斯基(1783一1852)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活跃于俄国文坛。然而,最终成为俄国文学主流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也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在个性中表现共性。19世纪由于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阶级矛盾激化,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才有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归纳和典型化的可能。现实主义也作为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流派应运而生了。 现实主义大致形成在l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后。但在俄国文学中，《伊戈尔远征记》、拉季舍夫和冯维辛的作品早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俄国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克雷洛夫(1768一l824)和格里鲍耶陀夫(1795一1829)。前者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寓言,后者于1824年写出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喜剧典范《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克雷洛夫寓言中,数量多、写得最为有力的是揭露以沙皇为首的统治者的寓言。他以狮子、狼、熊、狐狸、老鹰等凶猛狡诈的禽兽作为统治者的形象,鞭挞统治阶级的罪恶，人民的苦难予以深切的同情。格里鲍耶和十二月党诗人以及普希金都是同—代人。他和十二月党人交往甚密。在《智慧的痛苦》这部喜剧中，纯熟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俄国社会上先进与反动势力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这部喜剧是俄罗斯文学的瑰宝。普希金在20年代走着一条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他在20年代中期写出了俄国第—部现实主义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4)。在思想倾向上追随拉季舍夫，歌颂自由。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领域里都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除了文学自身的继承性外,俄国现实主义与资本主 18 义因素的增长和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特别是1812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大大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潮和民族意识。拿破仑被击溃后，俄军乘胜追击，远征国外，不少贵族青年军官在西欧受到大革命的熏陶，回国后痛感俄国的腐败落后和改革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却以俄国和整个欧洲的救世主自居，纠集普、奥等国反动君主组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到处扑灭欧洲革命力量，俄国社会上——度活跃的自由思想遭到镇压，客观上助长了反抗精神。1816年后出现了主张废除农奴制 ，建立共和国的秘密组织“救国同盟”、“南社”、“北社”等。“北社”员于1825年12月1日在彼得堡参政广场起义,“南社”成员也在南方举事,均遭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它在唤醒民众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对文学史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十二月党人不仅以其英勇的革命行动震撼了俄国社会,促进了革命思潮的发展，而且以其杰出的文学活动在俄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十二月党人中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家,其中著名的有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拉耶夫斯基、奥陀耶夫斯基和别斯土舍夫等。 雷列耶夫(1795一1826)的文学活动始于1820年,发表影射阿拉克切耶夫的《致宠臣》、公开号召杀死这个暴君。以后写了多首政治抒情诗,号召诗人牢记公民的职责,为自由而战斗。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表达了自己“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关头”决不退缩的献身精神。他的长诗《纳里瓦依柯》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体现得十分鲜明。作品描写16世纪末乌克兰的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主人公纳里瓦依柯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长诗中,雷列耶夫借这一形象表达了十二月党人为正义事业勇挑重担、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除了政治抒情诗外,还写了具有讽刺内容和民谣形式的鼓动诗。《从铁匠铺里走出来的一个铁匠》公开号召农民起来用铁匠打好的刀杀三种人,地主、神父和沙皇。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分期是以列宁关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分期为依据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贵族革命阶段（1825年一一1861年） 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l861年一一1895年） 三、无产阶级革命阶段（l895年一一1917年） 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一l837）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民族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又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 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古老而渐衰的贵族家庭。父亲崇尚法国文化,叔父是卡拉姆辛派诗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是普希金家中的常客,普希金早年的文学兴趣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 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分为以下凡个时期： 1、皇村学校时期（1811一lBl7）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学习了6年，那儿是“自由思想的温床，违禁文学贮存的地方。”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给普希金以极大鼓舞,他结识了驻扎在学校附近有自由思想的军人——卡达耶夫。在向往自由和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普希金与同学普欣、丘赫尔别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二人后来都是十二月党人。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开始写诗,著名的《皇村的回忆》深得诗坛元老杰尔查文的称赞。皇村期间的诗深受茹科夫斯基的影响。反对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表现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赞扬英勇保卫祖国的俄国士兵,反对专制暴政,热爱自由是其政治抒情诗的主要内容。 2、彼得堡时期(1Bl7一1820) 毕业后,普希金在外交部任职。他一方面热衷于上流社会时社交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了主张革新语言的“绿灯社”。这时期诗歌从歌颂爱情友谊转向以政治题材为主,歌颂自由,要求解放农奴,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进行辛辣讽刺。代表作《自由颂》（1817）、《致恰达菲夫》 19 （1818）、《乡村》（1819）等，正是出现在十二月党人酝酿起义的高潮时期。在《自由颂》中，诗人以极大的仇恨谴责暴君： 你专制独裁的暴君, 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 我以严峻和欢乐的眼光, 看待你的覆灭,你儿孙的死亡。 这些作品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影响极大。亚历山大一世愤恨地说：“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使俄国到处泛滥煽动性的诗,青年人都在争相传诵。”由于茹科夫斯基、卡拉姆辛等人的斡旋,才将流放改为调离京城,到南俄任职。此前,诗人完成了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20）勾画了不少活生生的主人公,反映出俄罗斯历史现实的特征,洋溢着光明的乐观主义精神,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3、南方流放时期(1820.5一1824.5) 在南俄期间,诗人与十二月党人关系更为密切,思想更加激进,结识了“南社”领等人彼斯杰尔,参加了他们的秘密聚会，写了号召反对农奴制、杀死暴君的《短剑》(1821)。南方的革命形势,诗人与十二月党人的接近,不幸的流放处境，南俄奇丽的自然景色以及深受拜伦作品的影响,这—切使普希金成为俄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写了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 (1822)、《致大海》(1824)以及叙事诗《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 1824)、。《高加索俘虏》( 1822)、《强盗兄弟》(1822)、《茨冈》（1826）等。这些“南方诗篇表达了诗人渴望自由的思想情感,反映了20年代俄国进步青年寻求贵族社会出路的情绪,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的愤懑和对纯朴山民的同情。 《茨冈》描写贵族青年阿乐哥同城市“文明”社会发生冲突，他痛感上流社会的污浊,由于“衙门里要捉他”到了茨冈游牧群中间,与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但两年之后,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在嫉恨中杀死这对恋人。这种暴行遭到茨冈人的唾弃,他杀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 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并以此对比、抨击城市文明的虚伪。长诗通过对阿乐哥私有欲的揭露，批判了贵族阶级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反映了诗人既反对封建暴政,又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和理想感到失望的迷惘心情,表现了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 在南俄,当局对普希金进行监视,他的信件都经过拆阅检查。普希金在一封信中谈到他自己的无神论,这便构成他再次被流放的借口,他被解除公职,放逐到父亲的领地。 4、第二次流放时期—(1824一l828) 这一阶段正是十二月党人积极准备行动的革命高潮时期，普希金被迫与他们中断联系,远离革命的漩涡。在两年的幽禁生活里，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学习了人民的语言，无形中受到人民的道德审美观念的影响，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沉，作上也获丰收。除几十首抒情诗外，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前6章和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鲍里斯·戈都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的历史事件，大贵族鲍里斯·戈都诺夫杀死了幼小的皇子季米特里，并于1598年登基称帝。这一阴谋被年轻僧侣葛里戈里得知，他便假借季里特米之名投奔波兰,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于1604年起兵进攻莫斯科，推翻了鲍里斯,自立为王。对史料的处理显示了普希金本人的历史观：戈都诺夫王朝的灭亡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特别是沙皇违背了点民众的公意”的结果。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俄国社会黑暗现实,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人民为威慑力量，规劝沙皇。 剧中，普希金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点“三一律”，悲剧中心事件在时间上延续数年,地点从波兰到俄国,两条情节线索平行展开，出现了广阔的群众场面,是俄国戏剧史上第一次 20 出现如此众多人物,画面多彩缤纷的悲剧。 5、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时期（1828一1837）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尼古拉一世为欺骗舆论，并想拉拢普希金为己所用,允许普希金重返莫斯科。这段时期是在沙皇直接监视下进行创作,诗人思想十分矛盾,一方面同情十二月党人的不幸处境，向他们赠诗表示崇高的敬意,写了著名的《致西伯利亚囚徒》(1827)。另一方面,又被尼古拉一世的表面姿态蒙骗，对沙皇寄予幻想，希望他能效法彼得一世进行改革。 1830年9月，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村住了3个月，这是他创作上有重大收获的季节。在这里他完成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别尔金小说集》、4个悲刷《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瘟疫流行日的宴会》和近30首抒情诗。 《别尔金小说集》因作者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而得名，是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散文作品，它由5个独立故事组成,即《驿站长》、《风雪》、《射击》、《棺材匠》、《村姑小姐》。《驿站长》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现实主义作品。主人公维林是乡间驿站长 ，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不得不忍受种种屈辱。他的爱女杜妮娅被过路的骠骑大尉明斯基带走后,他焦灼万分,急忙赶到彼得堡寻找。但被明斯基撵出门。维林投告无门,只得忍辱回家。从此借酒浇愁，忧伤成疾而死。社会不平不仅使他失去人的尊严,而且夺走了他生活的唯一欢乐、生命。这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小人物”形象。以后,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都继承和发展、深化了这一主题。 30年代后期，他写了一系列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上尉的女儿》（1837）以现实主义的高超笔触揭露和批判了农奴主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艺术地再现了起义军首领普加乔夫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的勇敢、豪放、爱憎分明的性格和不甘受奴役、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从而驳斥了沙皇御用文人对这位英雄的农民起义军统帅所作的种种诬蔑和攻击。这部作品的构思奇巧、语言凝炼，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被当时的批评界誉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前后用了将近8年(1823一1830)时间完成的一部辉煌的现实主义名著。小说在真实而广阔的社会画面中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俄国贵族中的“多余人”——奥涅金。曲折地反映了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和一代俄国青年的苦闷、探求和觉醒,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普希金自称这部小说为“我的最好的作品”。别林斯基把它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这部小说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社会心理小说。小说的基本主题是以奥涅金为中心主人公,在这个人物身上准确地概括出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提出了俄解放运动中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奥涅金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无耻,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又自视清高，尤其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在这一形象身上表现出了俄国青年一代受启蒙主义影响,不满现实、改革意识的觉醒。但也暴露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贵族青年精神空虚、犹豫彷徨,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沦为“多余人”的致命弱点。作品完整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情、观点和理想。诗人在小说的抒情穿插中表现出“理智的冷静观察和心灵的悲惨记录”。小说描写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种种丑态。小说中,无论城市贵族,还是乡村地主,不管老年贵族，还是纨绔子弟,都过着庸俗浅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广大农奴却承受着贫困与不幸,过着非人的生活。小说还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自然深沉的爱，抒发了对十二月党人的深切怀念之情,诗人歌颂这些革命者未竟的事业,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奥涅金是“多余人”的典型,在他身上真实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在贵族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情绪——怀疑、无望、怠惰,表明了贵族革命性的衰落,别林斯基认为奥涅金是“第一次觉醒的俄国多余人的代表”。在俄国文学中,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从此之后,在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作品中相继出现了“多余人”形象。 21 女主人公塔吉亚娜是具有“俄罗斯灵魂”的俄国妇女形象。她生长在乡村中,陶醉在俄罗斯民间童话和古老传说的诗意境界中,并从这里吸取精神养料。普希金一提到塔吉亚娜,总是经常怀着疼爱和温存心情说:“我是如此疼爱我亲爱的塔吉亚娜”。 俄国乡村纯朴的生活,优美的大自然始终占据着她的心,并构成了这一形象显著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即使她后来被带到莫斯科这个“待嫁少女的集市”,嫁给一个“肥胖的将军”后,她依然保持着对乳母的怀念，珍惜自己少女时代纯朴、真挚的感情。她僧恶社交界的骚乱，痛恨贵族生活的辉煌：“我情愿立刻舍弃一切,这些化装舞会的灿烂衣裳,一切这些喧哗和乌烟瘴气。” 正因为她身处上流社会，出污泥而不染,大方而从容,沉静而质朴,因此在她的身上体现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类光明未来的确信,但由于社会和阶级的局限性,她的命运必然带有深刻的悲刷性,成为贵族社会的牺牲品。 这部小说结构严谨,组成独特的“奥涅金诗节”。这种诗节,每节十四行,根据固定排列的韵脚连接,各节形式虽相同,但内容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结构既保持前后一致,全书形式上的 统一，又便于自由转换话题,恣意发挥,活泼多样。此外,语言既有诗的凝炼、含蓄,又有散文的流畅、朴素。整个小说读来无拘无束,从容不迫的谈话,又抑扬顿挫、富于节奏,且妙语联珠，令人玩味。 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基础,把俄国文学引上真正民族化的道路,他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俄国文学成果,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欧文学的经验,在俄国文学的各个领域留下了典型的作品，他根本改造了俄国的诗歌、戏剧和散文,对本民族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从他开始，19世纪俄国文学在短短的30年间结束了俄国文学远远落后于西欧文学的几个世纪的局面,开始与西欧文学并驾齐驱。他把文学和先进的思想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他塑造人物的典型化原则、感情的深沉、形式的灵活、结构的精巧、韵律的优美,都足以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师法。正如别林斯基指出的：“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 2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bef8d36ab114431b90d6c85ec3a87c241288a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