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 庐隐的作品，具有悲剧美。她说：“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12】。她“于悲苦中寓生路”（庐隐《创作的我见》），原想“游戏人间”，结果反被人间游戏了去，陷入“个性解放”幻灭的悲哀之中，其悲哀具有时代特征，也具有“人生一苦海也”（尼采语）的哲学内涵，透露女性性爱苦闷的心病，女性情智激战的痛苦，女性寻觅归宿的焦虑。其悲哀的抒写，主要以宣泄哀情为中心，来创造意境，安排结构，偏于直抒式、诉说式、倾吐式的主观抒情，喜用日记体、书翰体。去世前，《火焰》的发表，标志着悲哀美已为粗豪美所替代。 庐隐追求悲剧美，与她的不幸人生有密切关系。 其一，童年不幸。庐隐的故乡在闽侯县南屿乡岭东村。祖父黄瑞霖。父黄宝瑛，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庐隐出生于福州城内南后街黄宅，取名黄英，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故被视为不祥之物，且爱哭，“脾气拗傲”，遭父母及众兄嫌恶。2岁时，长了一身疥疮，奶妈看着可怜，将她抱回乡下抚养。半年后，不仅疥疮全好，身体也强壮了。“三岁的时候，父亲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庐隐自传》），一说“任湖南零陵知县”（王维燊《庐隐家世与生平事迹拾零》），随父母到湖南，一路啼哭，父亲气得差点把她扔进海里。6岁那年，父病逝，随母兄投奔北京舅父家，母亲、姨母逼她背书，她总背不来，常受责骂。正是这种“虐待”，大大伤害了她，在她心上投下浓重的悲哀阴影，竟至“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觉得死了，也许比活着更快乐。10岁便被送进美国教会办的北京女子慕贞学校寄宿，“精神上真受了不少异样的压迫”，信了上帝，以稍稍抚慰“那童年的残破的心”。13岁时考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了5年，后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习。这才摆脱了不幸的童年，但已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其二，爱情、婚姻不幸。寄居北京舅父家时，1916年，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的同情而发展成为恋爱，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这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小说《隐娘小传》，她对好友程俊英说：“这里面写的全是真事。”【13】后她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越远，感情也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与其解除婚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庐隐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女高师代表，参加福建学生联合会活动，认识了北大学子郭梦良，郭在故乡福州郭宅村娶有妻子林瑞贞。由于志同道合，接触较多，“不觉竟成良友”，郭“不但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益使庐隐心折也”，“已由友谊进而为恋爱矣”。【14】与有妇之夫的相恋、结婚（无获郭家认可），使庐隐备受屈辱。1923年在上海与郭结婚，1925年，郭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郭薇萱，庐隐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终日饮酒悲歌不已。直至1928年，认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后，情况才开始好转。但李比她小10岁，故庐隐又常受内心痛苦的煎熬。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李瀛仙。1934年因临盆难产，她竟被夺去年轻的生命。庐隐的爱情、婚姻屡遭变故，苦多于乐。其三，亲友死亡之不幸。出生时（1899年）外祖母病逝；6岁（1905年）父病逝；24岁（1923年）母病逝，享年54岁；26岁（1925年）丈夫郭梦良病逝；29岁（1928年）生死与共的好友石评梅病逝，时年26岁；二三个月后，大哥去世。人间死亡之大难，几乎萃于庐隐一身，使其悲哀更见浓重。孤独、悲伤缠绕着她,昔日的回忆使她不无幽怨地说:“当一拿起笔,心便被阴翁渐渐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中去。” 因此，她很容易接受悲哀主义的哲学，“因为我正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她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15】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彷徨》是庐隐心境的写照，她在这篇小说中把悲哀理论化了，小说的那个中学教员认为“做人苦——人生没有意思”，只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同伴十个有九个是沉沦在悲哀饿海里——尤其是沉沦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里，在他们脆弱稚嫩的心里横放着两【16】件不相容恰的武器——情与智——终日不住的战争”。所谓情就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人的情感要求，所谓智就是传统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道德束缚。庐隐写了这种情智冲突，反应了从传统社会中突围而出的青年一代的苦闷、彷徨，憧憬和悲哀，她真实而直切的记录了这个新旧交递期一种颇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这种悲哀的情绪不仅贯穿在庐隐对知识青年的剖析中，而且贯穿在对妇女命运的探索中。她爱写恋爱题材，认为恋爱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以描写恋爱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a0aba3c6137ee06eff918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