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 理学家对诗歌从视为末技到认识它的作用，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直到最后编订《濂洛风雅》，以“风雅”理学诗教观的贯彻、诗作者与道统谱系的平行而获得了理学诗谱的建立。《濂洛风雅》可以说真正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 “文之能艺”乃“先贤垂训之本意”，而后学们“志道忘艺”，终究会“本末俱舛”，大失先贤垂训本意，而后学“志道忘艺”的情形在金履祥时已严重之极，如元代虞集所指： 看到了先辈立德立言的主张被后辈歪曲为单一的现实，其后果固然有些夸大，但宋季剽掠前修语录为文者曰：“我将以明道，奚文之为?”[14](卷6《剡源集序》，P402)很容易让人对“文”“道”的本来面目及关系产生误解。基于传道的良苦用心，金履祥在他“风雅”诗观的指导下，“每读遗编，见其中有韵语可以正人心，可以敦风俗，可以考古论世撮而录之”[3](P220)成《濂洛风雅》。 再次，《濂洛风雅》诗篇本身体现着“风雅”理学诗观。只是此时的“风雅”与前辈理学家的“风雅”诗教内容有所不同，已明确高标以理学内容为中心的教化，这就是《濂洛风雅》被认为是宋代理学家文学理论正式成立的标志的原因所在。所谓“玩物适情”，即主张“情”的存在，要“发乎情”，而在《濂洛风雅》中，此“情”多为理学家主张的“理”。因为“性即理”，“未发之谓性，已发之谓情”，“玩物适情”也就等同于“玩物适理”，在“玩物”中体现“理”，同样可起到“正人心”、“敦风俗”的“风雅”诗教，因为理学家提出“理”的概念就是为了“正人心”、“敦风俗”。 《濂洛风雅》中多数选诗是以诗演绎义理，从理学本体“太极”、“阴阳”(如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等)到工夫修养论的“格物致知”、“克己”、“忠恕”、“诚敬”等(如程颐《四箴》诗等)，无不涵盖，其中劝告为学工夫、修养者居多，如卷5何基《杂诗》三首： 一敬由来入道门，须臾不在便非仁。直须认取惺惺法，莫作回头错应人。 善恶分明虽两歧，念端差池只毫厘。怕将私意为天理，所以先民贵致知。 圣门事业远难攀，立志须同古孔颜。井不及泉犹弃井，山如亏篑未为山。 以韵语形式直陈理学立志、居敬、致知的道理，要比生硬的说教更见效。又有寓义理教化于生活观察中的，如卷5张载《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其他如周敦颐《拙赋》、朱熹《尊德性斋铭》《敬恕斋铭》《敬斋箴》等，教人摒弃世俗以修身致知。也有题画像诗如张栻《题诸葛武侯画像》，咏人诗如王柏《三闾大夫》《三君子赞》(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等，借名人收理学教化效应；再有送别诗，如杨时《寄临川学者》、张栻《送杨廷秀》、真德秀《送汤伯纪》等，多寄以或赞其修身，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86b72c14935eefdc8d376eeaeaad1f3479311c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