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探论(一) 论文关键词：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新诗史叙述 论文摘要：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中，白洋淀诗群已经成为经典。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正是在这点上，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在当下的新诗史研究和写作实践中，“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尤其是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史料的挖掘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相关研究甚至成为考察和检测当代新诗史写作的一个必备指标和“常识”。 说到“非主流写作”、“边缘写作”、“隐秘写作”、“潜在写作”或“地下写作”就不能不提到白洋淀诗群。越来越多的新诗研究者和新诗史家已经认识到了白洋淀诗群在诗歌美学和新诗史中的双重重要性。“‘白洋淀诗群’从成形期算起，距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是一群产生于黑暗年代而在诗中创造了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在集体顺役时代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魂的美丽青春。他们的创造动力，没有任何功利企图，完全自发于灵魂的独白和对话。这种对个体生命，对艺术的自觉的感人信念，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事实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包括更早的先驱食指等的诗），是70年代末以降广泛涌流的‘朦胧诗潮’（以《今天》创刊为重要标志）酝酿的重要环境，是其‘组织’基础。这坚冰下的溪流，苍茫时刻的竖琴，理应得到历史的充分评估。要是有人断言这些诗在今天已不值得提起，那他就既没有理解这些诗歌，也没有理解当时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更没有真正省察过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 确实，近些年来白洋淀诗群的发掘与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新诗史研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质疑者都不得不承认白洋淀诗群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新诗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白洋淀诗歌”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被不断发掘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与“白洋淀诗歌”达到的人性与艺术的深度相比，80年代处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不过是浪得虚名，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代主义”诗风也只是向“白洋淀诗歌”的回归。被埋没的诗歌英雄和他们生长的土地引发了持续的激动与敬意。白洋淀成了诗人、寻梦者、怀旧者、文学史家、汉学家和旅游者的圣地，一次又一次由不同国籍的人士组成的寻访活动踏上了朝圣之旅。在1994年春天由一家著名的诗歌刊物组织的由一大批著名诗人与诗评家参加的寻访活动中，人们接受了一位老诗人的提议，决定以一个诗意化的名称“白洋淀诗歌群落”来为这段历史命名……它不仅如同沙漠绿洲与空谷足音那样填补了十年“文革文学”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象征出一个黑暗幽晦的年代里文学的反抗与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与相关研究，朦胧诗谱系不再只限于“今天诗派”，即由1978年《今天》的创办到1980年的青春诗会直到朦胧诗论争结束而第三代诗人崛起这一发展线索，还延续到朦胧诗的“前史”阶段1]①]，即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食指的诗歌启蒙、北京的地下沙龙和文艺小组，白洋淀的诗歌江湖以及民间状态的带有现代性探索性质的诗歌写作。 在关于白洋淀诗群的研究与新诗史叙述中，多多、芒克和根子等诗人逐渐在文学史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认可和位置。而值得注意的倒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叙述中仍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仍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境遇。当然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不能否认她们的诗不受到研究的关注与其诗作的散失和相对的被挖掘程度不足有关，而这也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女性诗人的惯性叙述有关。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的当代新诗史和文学史著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到底有几个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呢？而一般研究者往往认为女性诗人在建国之后本来就少造成了目前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现状。但这种看似合理的说辞实际上多少有些占不住脚。当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的挖掘非主流的历史、关注“边缘”的时候，难道在历史中真的没有女性诗人，或者说到底有多少女性诗人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再有一个问题，也是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建国后的新诗史写作中，很少有女诗人出现？相应的新诗史写作几乎成了一部男性诗人的文学性别史2]②]，在1949—1976年间到底有没有女诗人在写作？如果有的话，她们又是如何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也比较重要的研究问题。而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灰娃、成幼殊、张烨和林昭等人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几位女诗人则仍然处于历史叙述的巨大冰山之下。 1968年底，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700万青年学生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僻远的乡村，接受时代的“锻造”和“洗礼”，开始了青春“流放”岁月。当时，插队到河北保定安新白洋淀的知青有600余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和当地的返乡知青。其中北京知青就占了半数，并且有60余人形成了知青诗歌圈子。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和新诗史中被反复张扬和强调的“白洋淀诗群”。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诗史在叙述白洋淀诗群时，笔墨多在多多、芒克、根子、林莽等男性诗人身上。白洋淀的“三剑客”——芒克、多多和根子已经成为当代新诗史经典，他们如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资料汇编、研究论文和各种诗选中频频露面。但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却至今由于诸多原因仍深埋在历史地表之下，在当代新诗研究视野中她们大多被忽略，只是作为某种点缀偶尔被提及。正是由于文学研究思维和模式的惯性发展，目前新诗研究界在看待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时多是大同小异的的毫无见地和创见的雷同叙述，而对于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相关地带和诗人则仍是漠然处之。在这一需要挖掘的地带中，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相当重要。笔者希望依据目前所见有限的资料对这几位女诗人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与辨析，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思考。 1969年同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一起插队到白洋淀的女性诗人，如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都在文革时期写有数量不同的诗作，她们的这些诗是应该受到关注的，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对她们的诗歌进行研究有着不小的难度。 据宋海泉回忆，1969年3月初春，宋海泉、刘满强、崔健强和许建新等乘开往徐水的火车赶赴白洋淀，同行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和夏柳燕等4]。凌晨时分这些人到达徐水，之后换乘马车向安新县出发。到白洋淀后，戎雪兰、潘青萍（潘婧、乔伊）、孔令姚等女知青插队到大田庄公社的邸庄，插队李庄子的则有何京颉、赵哲、周陲和陈佩玲等人。这些女诗人除了与白洋淀诗群的其他成员的日常交往和文学、诗歌交流外，她们之间则形成了相对稳定也更为密切的诗歌圈子3]③]。 史保嘉（齐简）当时和戎雪兰、潘青萍以及师大附中、北大附中的同学都有着诗词交往。戎雪兰在白洋淀时经常与其男友在淀边画那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现代派色彩的油画，也写下了几首小诗。 戎雪兰、潘青萍和孔令姚之间的诗歌交往由于同处一村则自然很多也更为密切。潘青萍在插队白洋淀的当年即1969年的12月就写下了《行香子》（未刊稿），这是诗人送给戎雪兰的。渺渺故园，隐隐西山，锁重烟，芦荡漫漫。萋萋堤柳， 门雾霏然。悠悠碧水，沉野鹜，暗云天。京华结交， 常话铭禅。伥何年，天涯行帆？海角逢春，天示神忏。 今事蹉跎，婵娟素，渔火寒。尽管《行香子》是一首词，但这对于那些身处逆境的无以为诉的青年人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她们，最初通过诗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找到了互相倾诉和交谈的特殊方式。这首词在冷硬萧索的背景上抒写了个体对故乡的怀念、内心的彷徨失落以及对未来的一丝期望。孔令姚写有《友情——赠潘婧》（1971年1月3日）一诗：透明的玻璃使我们隔房相认， 相像但不一样。 仿佛在银光闪烁的镜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79ca22adeccda38376baf1ffc4ffe473268fd5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