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由褚遂良两种“圣教序”看其在初唐书史的地位和影响 作者：王向阳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9期 摘 要：唐代佛教盛行，写经、为寺庙立佛碑屡见不鲜。在这些写经立碑等佛事中，“圣教序”碑是最为典型的，《集王圣教序》以及褚河南的《雁塔圣教序》为我们熟知。圣教序文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为唐玄奘西去取回的经书所作的序和唐高宗李治所作的记组成。既然皇帝亲自主持，可见当时皇帝对圣教序碑书写者的书写水平的要求及对书写者虔诚之心。《圣教序》碑共有四种碑文，均在唐高宗时期完成，其中褚遂良就有两块，分别是《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另两种是《集王圣教序》和王行满的《招提寺圣教序》。仅从数量上看，褚遂良书法在初唐帝王和大众中的影响我们就不言而喻了。本文通过初唐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其中三种《圣教序》作不同的分析，来诠释褚遂良书法在初唐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圣教序；褚遂良；地位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103—01 一、“圣教序”文的来历 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自天竺国取佛经回到长安，举国震动，唐太宗李世民谓之“胜朝盛事”，并劾令玄奘翻译所取梵文经书，玄奘经过三年的努力，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佛经译校工作成绩显著，唐太宗亲自详阅译文经书，并欣然为之作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又作《述圣记》，圣教序文由此而成。 二、《集王圣教序》和褚遂良两种《圣教序》 《圣教序》成碑的历史背景，是初唐立碑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当时佛释道之争的结果，是维护佛法，摆脱当时“崇道抑佛”困境的典范。在圣教序成文后，唐太宗为使这一举措昭示天下、名垂千古，便筹备将圣教序文刻于石碑，出于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对佛教的虔诚，唐太宗认为此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不足贵”，王羲之乃晋人，不可重生书之，后来由弘福寺和尚怀仁担任集王羲之字、拼文工作。怀仁经过二十四年的苦心经营，于咸亨三年（672年）成碑，全文包括唐太宗的序文、唐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心经之一共三部分，此碑立于唐太宗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集王圣教序》就此而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立于唐高宗李治为生母所建的慈恩寺，故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永徽四年（653年）成碑。此碑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的风格，书此碑时，褚遂良已经五十八岁，在结字上一改欧体、虞体的字形结构，看似纤弱，实则饱满。历来对此碑的评价多有赞誉之词，唐张怀瓘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与罗琦，铅华绰约甚有余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d238caea4e9856a561252d380eb6294dd8822f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