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了解杜诗诗史性质的一个窗口 —《兵车行》赏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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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了解杜诗诗史性质的一个窗口 —《兵车行》赏析(一) 作为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各自闪耀着不同色调的光芒。诗仙李白是“盛唐之音”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那些充满了少年精神的诗篇至今仍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而诗圣杜甫却经历着从天宝中期就开始的社会衰败和安史之乱，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形象和一千四百多首被称为“诗史”的壮丽诗篇。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杜诗似太史公书。”就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样，杜甫的诗也像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真切地映照出那段历史。他看到唐玄宗和杨氏姐妹荒淫无度的生活，便创作了《丽人行》;他看到当时社会贫富悬殊之大，便愤然吟出千古传诵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看到半大孩子与白头老妇都逃脱不了朝廷的征兵，便声泪俱下写下《石壕吏》。他用诗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当焦的民情世态，把中唐的诗歌推向了艺术的巅峰。而杜诗向“诗史”迈出第一步的诗作，就是《兵车行》。 天宝年间，大唐帝国表面上处在歌舞升平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唐明皇自以为大功告成，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把大权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李、杨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穷兵续武，把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的赋税，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摇役、征丁使田野荒芜，乡村萧条。7A9年，玄宗听信谗言令哥舒翰攻打吐蕃，久攻不下，后虽侥幸取胜，但所部六万三千人损失大半;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又奉命进攻南诏，结果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由于这两次战争中损失巨大，朝廷又大举征兵。 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中有生动的记载:“天宝十载(751年)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将兵八万，至西洱河，大败，死者六万人。制大募两京(长安、洛阳)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病，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当杜甫亲眼目睹征兵那撕裂人心的场面时，不禁悲从中来，《兵车行》便油然而生。诗人敏锐地把这个历史镜头捕捉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诗中写道:“车磷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真是一幅扣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着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泞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的渭水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了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走”字刻画出了眷属们在亲人出征时追奔呼号和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的情景;“牵衣顿足拦道哭”，连续四个动作，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枪、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致人微，令人触目惊心!通过诗人的浓墨铺染，读者看到的是灰尘弥漫，车马人流;听到的是哭声遍野，直冲云天;感受到的是千家万户妻离子散的悲惨。虽然不能绝对肯定地说《兵车行》就是再现了《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那段史实，但可以想见唐明皇大肆开边，连年战争，这样触目惊心的场面的确是存在的。 杜甫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他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内心的悲酸。 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在这凄惨的场景之下，一位征夫面对着诗人关切的询问，悲愤地诉说了自己的苦衷:“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祀。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点行频”，正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间题的实质，频繁的征役正是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园荒芜的根源。人未成年就要防河，归来满头白发还要戍边。这真是“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啊。服役的时间如此漫长，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的大半生!几十年的间隔，我们可以想见，一面是征夫在艰辛的从军路上对归乡的盼望，一面是生活在苦难中的家庭对游子的期待。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凄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337ffacdc36a32d7375a417866fb84ae55cc3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