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唐诗解读——杜甫之《遣兴》之“朔风飘胡雁” 朔风飘胡雁，惨澹带砂砾。长林何萧萧，秋草萋更碧。北里富熏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绤。 注：胡雁：塞北古称胡地，所以把北来雁称为胡雁。砂砾：碎石。萋：草茂盛的样子。北里：在唐代，长安城最北面是宫城，紧靠宫城的南边是皇城。宫城住的是皇帝和妃子，皇城则是朝中官员办人的地方。这些官员也都住在附近。而长安城的南半部，则多为穷人居住。因此北富南穷的长安城形成鲜明对比。絺：细葛布。绤：粗葛布。解读：这首诗连同接下来共五首《遣兴》诗是杜甫在秦州追忆长安的社会情况而发的感慨。这首诗以深秋为背景，写出了唐代时，长安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强烈的不满。前四句写塞外秋景，是对眼前事物的白描。其中一、二句以朔风为主，写胡雁用“飘”，生动地写出了以善飞著称的大雁在强劲的秋风中不能自主的情状，第二句用“惨淡”，为昏暗无光、飞砂走石的环境涂上了一层凄惨色彩，再现北风秋风中的特殊景象。三、四句将长林、秋草并提，与文中的疾风、胡雁、砂砾汇成了一幅凄凉的深秋图画，南飞的大雁在寒风中艰难地飞翔，自然而然触动了为生活所困而行踪不定的诗人的情怀。后四句言事，这是对长安生活的回顾。同样是萧瑟秋日，“北里”的权贵们在高楼大宅里笙歌燕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悠扬的笙笛彻夜不息，然而南邻的穷人们却依旧穿着夏天的粗布衣，在寒风中发抖。“焉知”二字反映了统治者不问民间疾苦，只知自己寻欢作乐的心理状态，也增强了“南邻”和“北里”的深刻对比。诗人由胡雁在朔风中的处境，联系到了自己的坎坷境遇，进而又联想到了社会上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诗人用“高楼夜吹笛”概括了豪门的奢侈淫逸，用“九月犹絺绤”写出了底层民众的御寒无衣，这一鲜明对比，表达了诗人对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极大愤懑之情，亦是诗人诗作人民性的一贯体现。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6a64d22660e52ea551810a6f524ccbff021ca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