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土壤的消逝 21世纪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各种高清、微型设备的出现给纪录片带来了许多变化。小成本的独立制作以各种方式进行，特别是小型数码机器的出现和普及，各种实验性的作品大量出现，为纪录片发展营造了更多的空间。这是一种高压意识形态的压力消失后的状态。更多元也更无序，更先锋也更无足轻重。 从整体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纪录片繁荣时期，但殊不知，这表面的繁荣是建立在时代的废墟上，纪录片运动已经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也许有人会疑问，土壤会消逝吗？中国地大物博，什么样的素材和资源找不到，有原始的民族部落，有现代的都市生活，有神奇古老的文明，有开放包容的新时尚。这些都不是纪录片的土壤吗？ 不是，那些只是纪录的内素材而已，纪录片的土壤应该是沉重地以纪录片为人生理想的人！是赋予纪录片别样生命的纪录者。然而今天，这片土壤已经变质，变得充满了铜臭气。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社会，许多纪录片人都只是把纪录片当作故事片前的练手，或者是体制内的要求，亦或是为了某个奖项而进行。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纪录片栏目，这些表面的繁荣在一点点啃食着纪录片精神。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看法，纪录片只是一种影片表现形态而已，何必拔得那么高，上升到精神层面！其实不然，纪录片和故事片、剧情片不同，纪录片的生命在于真实。并非说当今社会没有真实存在，亦或是如今的纪录片都是虚构的作品，而是缺少了那种彻彻底底地融进生命的真实。 在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回忆《回到祖先的土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熟练地操作纪录过程的。对他们来说，拍纪录片好像在写一篇打好草稿的作文，一切都已规划完备，只要架好机器，拍下预订好的镜头，便大功告成。而且，这一切准备都是在未进入拍摄地点，未与影片主人公见面的情况下就已经商量妥当了。拍摄人员可以为了拍下预订的场景和画面，随时打断主人公的生活，指导当地的孩子如何表演。他们说这是真实。观众也以为这就是真实。这是拍摄者和观众共同建构的纪录片“真实”，但唯一受伤的却依然是真实。 举上述的例子并非为了指责如今的纪录片拍摄手法的虚构性，而是为了展现如今纪录工作者的状态和精神世界。纪录片对他们来说，是工作，仅仅是工作而已。对于纪录片他们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那种亲身体验的真情，拍出的片子也只是一个单薄得经不起推敲的空壳。正如外国评委对《回到祖先的土地》的评价：主题还是好的，但缺乏画面语言，怀疑导演总共去过现场几次，明显功夫不够。结构比较差，层次不清楚，意思简单反复，缺乏推进感。 其实这样的评价不只是这一部片子的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节奏感强的时代，有谁会为了没有多少收视率的纪录片而浪费时间呢？真正的纪录片是等出来的，是真正融进被拍摄人的生活中感受出来的，只有导演自己都被感动的真实，才是值得观众共同去体会的真实。 想起了80年代后期的纪录片人蒋樾。他全心拍摄的《彼岸》花费了两年时间，总投资10万多元，完全由蒋樾个人承担，一分钱没有收回来，最后他自己还转录了大批带子无偿送给索要的人。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部片子契合他的心灵，他想纪录下这种思想。更可贵的是，在那个“向钱看”的年代，他还坚守着自己的灵魂，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这样一种精神在如今是少见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纪录片市场好，投资多，不需要那么刻意艰苦就可以完成。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舒服的环境使纪录片成了一种容易搞定的事情，也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内核。 纪录片的内核是什么？是真实。然而并不是纯粹的真实。纪录真实，任何一个懂得把玩DV的人都可以做到。但那种真实离纪录片的真实还相差甚远。客观的纪录，隐蔽拍摄者的身份，不参与人物生活，这些也并没有做到纪录片应有的真实。 《最后的山神》的导演孙曾田说过：纪录片不但要真实，更要深刻。纪录片应该成为人类的自省，文明的守望者，提醒人类思考应该怎么样向前走。纪录片并不是单纯的纪录，还要表达思想。 而这其中的思想才是纪录片真正的内核和价值所在。深厚的思想，往往不是冰冷的机器和华丽的特效可以展现的，它需要更多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文化的需要其实正是对纪录者的要求。并不是会扛机器的人都可以成为纪录者。 正如张艺谋拍摄的《黄土地》带给观众的震撼，那广袤黄土地映衬的黝黑渺小的人物正是导演的思想所在，他启示观众去思索，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多么的渺小，那种文化形态的呈现才是影片的灵魂。 当然，这种形态的呈现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摄影师的拍摄角度的奇特，更是导演文化内涵的流露。一个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一个有艺术敏感的人才能真正驾驭好那种思想。所以真正好的纪录片并不在于纪录的设备多么高清，投入的资金有多么充裕，耗费的人员有多么重大，最根本还是在于纪录者的思想有多么深厚。 然而今天，有着导演梦的人并没有脚踏实地的去感受生活，没有去提升自己的内涵，而是一门心思的想实战，想拍片，想超越。从外国的片子里学来现成的技巧，生搬硬套地弄到自己的片子里，以为那就是内涵。其实不然。 用蒋樾的话来说，真正的纪录片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不随着时代的节奏盲目前行。骑着自行车追随在人群后，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和动作，猜测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看似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少有人去体会了，更别说纪录片人。 在这个技术扩张和金钱欲望膨胀的社会里，人们被裹挟着前进，丝毫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的冲动。纪录者也渐渐融进了这样一种状态。和麻木的大众一起前行，又怎能担负启迪大众的重任呢！ 这样的缺乏责任感还体现在对时代和社会的展现。 现在的纪录片多选取奇特的素材，如民族、宗教、偏远山区······笔者并非反对这些素材，这些也都是当代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在表现上，却给观众一种超乎现实的感觉。如陈建军导演的《牧魂》，他选取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不可否认，这部片子带给观众的震撼还是巨大的。哈萨克人民相亲相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家庭伦理比汉族的伦理观还好，我们汉族几代同堂的传统和梦想在这二十年里迅速崩溃，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可是在哈萨克族那里还存在。导演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梦想的栖息地。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到底对这个民族有没有影响？从影片里我们无法看到这个线索。导演展示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家园。 从之后的导演阐述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生存方式。但是，在影片里完全看不到。好像那个地方封闭得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带给观众的感受只是对那种家庭生活的向往，而不是启发人们对现代文明侵蚀传统文明的思索。 正如世界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北方的那努克》一样，他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描述，也是把现代文明刻意排除出去，除了那个留声机。可是，弗拉哈迪拍摄爱斯基摩人的初衷，是有感于白人对于这个民族文化的破坏。因此他想去拍爱斯基摩人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个背景初衷在影片里没有体现，观众也无从感知，便也无从反思。 因此，纪录片人还要担负起自己的时代使命，做时代的纪录者，监测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4a2294026c52cc58bd63186bceb19e8b9f6ec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