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科学和技术领域，有时候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比给出一个好的答案还要有意义。“技术想要什么？”光是这样一个设问句，就让人感到凯文·凯利的技术哲学家的气派。 苹果之父乔布斯最喜欢的杂志《全球概览》出版人、《连线》杂志创始主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KK的美国人凯文·凯利，1995年曾有一部大部头着作问世，名叫《Out of Control》，15年后当其中译本《失控》推出时，KK的新作《What Technology Wants》已在美国出版。 技术长期受到忽视 KK有一个独特的观点是“技术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笔者理解，KK不是从“劳动创造了人”或“技术创造了人”这样的立论出发而推出这个观点的，而是认为技术是和生命一道发展进化而来的。我们姑且不论KK的这一观点是否值得相信，但至少不会相信KK会大胆地认为科学也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我们看到，书中很多提到“技术”的地方如果换成“科技”，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译者常常不得不回到“技术”二字。 技术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对人类意义最为重大的现象之一，却长期没有吸引人类的眼球。西方从古希腊起，中国从先秦起，技术从未成为哲学系统研究的对象。对此，直到近十几年才初成建制的技术哲学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传统的技术具有一种自我遮蔽性，所以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打个比喻来说，就像人人都有心脏、胃等器官，如果它们都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从来不闹什么毛病，那么人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哲学就是爱智之学，而技术显然是智慧的产物，如果哲学视技术而不见，或低估技术的价值，显然是不明智的。如今，情况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但有了专门的技术哲学，而且笔者看来，如果一个哲学家不能对技术做出适当的反思，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而如果一个技术管理者或技术工作者从来没想过要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一下自己的职业，确实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技术哲学的三大派别 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科学和技术领域，有时候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比给出一个好的答案还要有意义。“技术想要什么？”光是这样一个设问句，就让人感到KK的技术哲学家的气派。 最先以哲学家的身份对技术进行追问的，恐怕当推德国的海德格尔了。海德格尔有一篇着名的独立论文，名字就叫《技术的追问》（写于1936～1946年间）。海德格尔无疑是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的哲学家，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操作的关系，其次才是观照认知的关系。在人的在世存在中，技术实践优于科学理论。他充分认识到技术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一种现象，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他提出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的东西，技术是真理的开显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他是第一个把技术提高到哲学最重要位置上来的，说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正如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为KK的书所作的推荐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理论，以德国哲学特有的思辨精神，指认出技术背后“异化”自然，“异化”人的力量，认为这个世界充满悖谬，技术显示着人的智慧，同时也放大着人的贪婪；技术在逼索自然呈现、展示更多的内在元素的同时，也在将人逼进一个冷峻的“座架”。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貌似宿命的技术现实，本质上是人所无法控制的。 海德格尔因其在哲学上巨大的影响力而成为其后研究技术的人们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人们或扩展其论题，或深入其细节，或反其道而行之，借用影像技术的术语来说，或拓宽其取景范围/加大其景深，或提高其分辨率，或成为其反转胶片。海德格尔以后的技术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技术建构论，三是技术选择论。 中国技术哲学家陈昌曙和其助手在《技术选择论》（1990）一书中曾经这样介绍过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的技术决定论： 由于技术手段的不断积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它消灭、削弱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社会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当代的技术社会。这时，技术成为一切工作、一切行动中人们都必须遵从的程序，技术对每一件事情的介入，实质上就是把事实、力量、现象、工具等还原为逻辑的方法或图式。在技术这种控制物与人的方法中，有效性原则至高无上、无孔不入，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技术集中营。 在写《技术选择论》时的陈昌曙显然对于这种技术决定论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可是，在他晚年《医学·哲学杂谈》（2008）一书中，又曾专门为技术决定论辩护。当然，陈昌曙为之辩护的技术决定论，应该不是埃吕尔的那种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亦即肯定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为生产力是包括技术在内的，暂且不说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技术建构论则认为，人们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主动地去建构技术的，与此同时，技术又在建构着社会以及人本身。表面上看起来，这和过分强调技术的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它们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很多技术发明、技术改进确实是由人的社会需要（最初常常是军事上的需要）引起和促进的，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人或社会在建构技术，然而，人们不可能脱离既有的技术积累的基础凭空建构任何技术，从这个角度上讲，技术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哲学的辩证法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绝对对立的事物的，任何的理论都是相互补充的。但是，人们为了把一个事物研究清楚，往往总是先执其一端而攻击异端，不这样就不足以把事物的方方面面研究清楚，等到各自把事物的方方面面研究清楚了，综合的时机就成熟了。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正是在比较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论之异同的基础上，保留了这两种理论各自的长处而创立了他的技术选择论。芬伯格写过三本技术哲学着作，《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和《追问技术》（1999）。芬伯格的“追问技术”（Questioning Technology）和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不同的是，后者追问的是技术的本质问题，是一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而前者追问的是技术对民主社会的影响问题，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芬伯格借助技术建构论的思想，提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他通过将技术建构论和技术选择论结合起来，阐述了一种技术的社会—哲学理论。芬伯格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内在因素来考虑，将他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控制和劳动力的重新资格化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技术哲学，自底而上地创造一种能够替代自顶而下进行控制的技术体系。 虽然芬伯格的《追问技术》这本书至今还没有中译本，但其基本观点已经融入了他后来写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2002）。该书的中译者在其《译后记：设计技术就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中指出，从总体上看，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还是一种技术建构论，只不过他提出了技术中含有被压制的潜能和重新设计技术、转化技术的理论，从而使得他与以前的各种技术理论区别开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ccd80d549649b6648d747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