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县志》（光绪本）妄断旧说，导致“峄县黄帝故里”传说失传 ——峄县黄帝陵知者甚少的原因 文/王密 《峄县志》是明清以来峄县地区（含市中、峄城、台儿庄全部及薛城东部、山亭南部、苍山西南三镇，以及徐州市北境部分乡镇）的地方志著作，有万历十年本（贾三近撰次）、康熙十二年本（田显、吉树百增辑）、康熙二十四年（刘允恭、子虔增辑）、康熙五十六年本（李克敬编纂）、乾隆十六年本（骆大俊重修）、乾隆二十六年本（忠琏重修）、光绪三十年本（周凤鸣主修）7个版本。现仅存康熙五十六年本、乾隆二十六年本和光绪三十年本，分别简称为康熙本、乾隆本和光绪本。今人复以光绪本为蓝本，点注出版有《峄县志点注》（陈玉中、李响、杨衡善合著）、《<峄县志>（点注本）》（赵亚伟主编）两书。《峄县志》古本存世很少，时人阅读《峄县志》，多借助于《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自问世以来，流传面广，受众量大，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可谓功德无量。然而，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峄县志》（光绪本）在记述黄邱山时，掺入己见，妄断旧说，从而导致“峄县黄帝故里”传说失传。而《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却未能纠正《峄县志》（光绪本）之失，殊为遗憾。 据《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誊录，《峄县志》（光绪本）引用旧志，云：“黄邱山，县南六十里。《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按：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路史》似为可信。”“黄邱山县南六十里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是旧志中的文字，“按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路史似为可信”是《峄县志》（光绪本）对旧志黄邱山词条的解释。根据《峄县志》（光绪本）的按语，我们可知，在《峄县志》（光绪本）的作者看来，“《路史》似为可信”，不可信的原因是“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即是说，《峄县志》（光绪本）的作者认为《路史》中的“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不可信。寿邱为黄帝故里，古有兖州府曲阜县（今曲阜市）、济南（见于《路史》，当指今涿鹿）、上邽（今天水市）、新郑、峄县5说，今又有寿张（今属阳谷县）、长沙、黄陵诸说。笔者通读《路史》发现，该书并有“黄帝都彭城”的记载，但并未有“寿邱在此山北”的记载。对于寿丘，《路史》曰：“寿丘在上邽，或云济南，《世纪》又以为兖，俱非。详《水经注》”，可见《路史》认为寿丘在上邽，根本谓听说过有在黄邱山北的说法。《路史》撰于南宋，当时还没有“黄邱山”这一地名。黄邱山原名“黄丘山”，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讳，改“丘”为“邱”。但时至今日，土人仍有“黄丘”的称呼。 《峄县志》（光绪本）的错位在于，它误以为“寿邱在此山北”是旧志转引《路史》，而实际上应是旧志自己的说法。正确的断句应为“黄邱山，县南六十里。《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寿邱用“邱”字，不用原字“丘”，说明《峄县志》（光绪本）引用的旧志出书于雍正三年之后，光绪三十年之前，或指乾隆十六年本（骆大俊重修），或指乾隆二十六年本（忠琏重修）。乾隆时期十年之间连续两次重修《峄县志》，较早的乾隆十六年本早已失传，而乾隆二十六年本至今尚存。光绪三十年既直呼作旧志而不加说明，比是指乾隆二十六年本无疑。乾隆二十六年本就是今人所称的《峄县志》（乾隆本）。今人为《峄县志》（光绪本）作注，自当考订其中讹误。而在《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的注释部分，均不见勘误，更是一误再误。 《峄县志》（乾隆本）称“寿邱在此（黄邱山）山北”，是有其依据的。康熙本是否已经有记载，笔者因无缘一睹，故不知晓。万历本早已失传，更无从考据。但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兖州府志》曰：“（黄丘山）县南六十里。相传黄帝寿丘在其山北，其下龙泉出焉，经黄丘北流，入于新河”，可见当时就峄县黄丘山北有黄帝寿丘的传说。原文作“相传”，明言当地有传闻，或取自更早的史书，而不是《兖州府志》受创之说。考虑到贾三近撰《峄县志》早于于慎行撰《兖州府志》，且贾、于二人私交甚厚，于慎行也对峄县比较关心（曾撰《韩庄新河记》，收入《峄县志》，为研究泇运河的前身韩庄支渠、韩庄新河的必参之作），故推测贾三近可能知道峄县黄帝故里的传说，并写入到《峄县志》之中。 贾三近不仅可能已将峄县黄帝故里的传说写入到《峄县志》，而且也把峄县黄帝陵写入到《峄县志》。《峄县志》（光绪本）在《古迹考》中记载说：“黄丘，在黄丘山北，巍然一大冢，名曰‘黄丘’，黄帝陵也。宋元有碑，禁樵采，置守陵户。嘉靖间始毁。”此处用“黄丘”而不用“黄邱”，可推断系摘自清雍正以前版本旧说。又提到嘉靖年号时，不加朝代，可进一步推断出自明朝，也就是贾三近所撰之《峄县志》。成书晚于《峄县志》（光绪本）的《山东通志》在黄邱山词条中云：“（黄邱）在黄邱山北，传为黄帝陵。宋元有碑，禁樵采，置守陵户。明嘉靖间毁”，仅比《峄县志》（光绪本）多一“明”自，既说明《山东通志》黄邱山该词条摘自《峄县志》（光绪本），又体现处编纂时的朝代是清朝，所以必须在嘉靖年号前着一“明”字。而《峄县志》（光绪本）直接摘自旧志，未注意到这一点，或历次转录相延至此，已形成惯例，不必横生枝节。 至于峄县黄帝陵，《山东通志》称，明英宗敕修《大明一统志》已有“在黄丘山北”的记载。复根据《峄县志·古迹考》（光绪本）的记载，知早在宋代就已经为峄县黄帝陵树碑，置守陵户了。由于南宋时代，黄邱山套属金朝兰陵县，故知北宋时期已经有峄县黄帝陵的存在了，而且待遇不低。由于宋代民族矛盾严重，国人的民族意识、血统意识非常强烈。宋朝皇帝都比较热衷于寻根祭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宋真宗尊黄帝为赵家始祖，钦定曲阜为黄帝故里，乃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徙治寿丘。同时，对寿丘“叠石而饰之”，逐渐形成今日的“万石山”（今讹为少昊陵）。峄县黄帝陵大约也是在当时立碑，“禁樵采，置守陵户”的。“明嘉靖间（黄帝陵碑）始毁”，从此便淡出人们的记忆。因此，《台儿庄区志》在摘录《峄县志·山川》（光绪本）黄邱山词条时，删改为“山广袤10余里，俗称18里黄邱，其阳平岗有冢数十”，不见了“相传为黄帝陵”的字样（光绪本《峄县志·山川》原文作“（峄县）又南六十三里曰黄邱山（亦名羊蹄山）。山广袤十余里，层峦重巘，迢迢南去，不见其尾，世所谓‘十八黄邱’也。其阴平冈，有冢数十，相传为黄帝陵”）。同时，将“其阴平冈”改为“其阳平冈”，以符合在山南发现的“羊头山古墓群”。至今，山北尚存的黄帝陵遗址还被称为“土山墓群”。石敬东先生撰《伯兴妻残碑》文（见《运河古城台儿庄》），竟把峄县黄帝陵断为官牧村大墓，把黄帝陵碑断为伯兴妻残碑。惟文光先生撰《桥上古墓》文（见《运河古城台儿庄》），称：“（桥上）墓区西南方有黄丘山，广袤10余里，层峦叠嶂，迤逦南去，远不见尾，俗称‘十八黄丘’。其阴处有大冢数十座，相传为黄帝陵。宋、元时代，官府在此立碑明示，严禁山民在此采樵，并设置守陵户看守陵墓”。其他《峄城区志》、《微山湖志》也提到过黄邱山套有黄帝陵的传说。 《峄县志》（光绪本）妄断《峄县志》（乾隆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断句，将峄县黄帝故里传说算到了《路史》的名下；一是论断，将寿邱算到了曲阜的名下。《路史》多采信道家、纬书，对儒史系统多有突破，故在古代常受非议。而今人《路史》，并无黄帝故里传说，从而导致峄县黄帝故里称为无源之水。自《峄县志》（光绪本）以后，确实也无人再提及峄县黄帝故里事。 罗泌著《路史》，以上邽（今天水）为黄帝故里寿丘，以彭城（今徐州）为黄帝都，以阳周桥山（今正宁子午岭）为黄帝陵，并对涿鹿黄帝故都说做了批驳。罗氏祖孙四代为儒，侄孙、侄曾孙皆于文史有造诣，历代享有盛名。康熙年间，清政府曾派江西布政使施闺章送来金匾族表其族，匾曰“史学世家”。罗泌自少力学，精于诗文，不事科举。以史书极少言远古事者，遂博采各种典籍以至道藏、纬书，于乾道间著成《路史》，不仅搜罗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还对不同记述作了考辨。他的考证，也使后世才提出的新郑黄帝故里说、长沙黄帝陵说失去了立论依据。 《路史》共47卷，其中前记9卷，后记14卷，国名记8卷，发挥6卷，余论10卷。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e3f60bffd0a79563d1e72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