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的重新解读-精品文档资料 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的重新解读 王顺娣（１９７８�D），女，江西婺源人，南京大学２００３级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１]可以说，宋代诗坛上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崇尚陶渊明及其诗歌的热潮。与前人相比，宋人对陶渊明的性格及其平淡诗风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宋人眼中的陶渊明不再仅仅是个隐逸高士，在思想上单纯地接受道家影响，而是以道禅为主，并融合儒家思想，具有复杂的性格；二、在宋人看来，陶诗的“平淡”不再是质朴、古拙的意思，而是指质朴与绮丽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产生的审美张力，具有新的美学内涵；三、宋人认为，陶诗的“平淡”不再仅仅作为风格学范畴，而是成为他们走出唐诗阴影的一条新路，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历史地位。 一 钟嵘《诗品?宋征士陶潜》曰：“每观其文，想其人德。”[２]意思是说每次观阅陶渊明的诗，就会想到他的为人品德。可见，古人总喜欢将诗品与人品结合起来看，所谓“文如其人”。宋人也是如此，他们对陶诗的认识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对其人品、性 格仰慕的基础上，如苏轼《与苏辙书》云：“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３]说到古人的人品、性格，又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两大源头──儒家与道家的重要影响。毫无疑义，对于“归于田园”的诗人陶渊明，前人一般认为他接受的是道家的出世精神和自然无为思想，例如：钟嵘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２]萧统《陶渊明集序》）赞其“论怀抱则旷而且真”；[４]孟浩然有诗云：“歌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５]但是，宋人看法与此不同。 首先，宋人认为陶渊明汲取了佛道思想的精华，因而他不再是单纯的出世，而是融出世与入世于一身，体现出更为通脱、超越的思想。例如： 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也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蔡启《蔡宽夫诗话》）[６]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３]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惠洪《冷斋夜话》）[７] （王荆公）既以丘壑存心，则外物去来，任之可也，何惊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如陶渊明则不然，曰：“结庐在 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然则寄心于远，则虽在人境，而车马亦不能喧之。心有蒂芥，则虽擅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也。（陈岩肖《庚溪诗话》）[８] 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适，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叶梦得《石林诗话》）[９] 在儒释道开始大融合的宋代，道与禅因为都追求心灵世界的超脱、通达而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人甚至用“庄化了的禅”来形容，因此，许多宋人都会受到道禅思想的双重影响。在宋人眼中的陶渊明形象，既有老庄任逍遥、超然物外的精神，又有佛禅圆融无碍、超越事物对立面的思想意识，在禅道思想的共同作用下，陶渊明“忧乐两忘”、“超世遗物”、“车马亦不能喧之”，而又能“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心中有所怨气时，则“弃官”归于田居，时间长久了，却又羡慕起官职生涯来。仕与隐、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已然泯灭，不再是二者取一的对立模式。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一任本心自然流露的伟大心态与其说来自于老庄的自然无为，勿宁说源于禅道思想的共同影响更为契合。 其次，宋人认为陶渊明还挺立着士人昂扬独立的主体精神，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江山无法统一，战乱频仍，这些使得赵宋王朝自开国以来的歌舞升平、安居乐业就处于一种摇摇欲坠、令人心慌的假象中，从而更加强烈地激起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宋初的范仲淹就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人心声。自然，他们心目中的偶像──陶 渊明不可能只是一个归园田居的隐逸高士，而应有干预现实的伟大报负和才能的。例如：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３] 渊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叹时化推迁者，盖伤时之急于声利也。（黄彻《蛩溪诗话》）[８]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熹《论文下》）[１０] 显然，有为、伤时及豪放的性格等体现出陶渊明的现实主义作风，绝非梅尧臣所言的“安眠向旧溪”之流。正如真德秀《跋瀛甫拟陶诗》云：“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岂玄虚之士可望耶。”[１１]直道出宋人共同的心声。 二 尽管早在梅尧臣《答中道小疾见寄》中就曾说过“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１２]意在表明对陶渊明平淡诗美的追求。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宋代的宗陶现象是由苏轼发端的，这不仅由于苏轼显著的诗学地位和影响力，更 重要的是因为他开始对陶诗“平淡”的本质内涵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他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子由六首》，《文集?佚文汇编卷四》）[３]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评韩柳诗》）[３]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３] 以上三段文字概括了苏轼心目中的陶诗“平淡”本质内涵的基本内容，显然它与前人的看法区别很大。宋代以前许多诗人也意识到了陶诗的平淡，他们所说的“平淡”是质朴、古拙、平易等的意思，例如钟嵘《诗品》称陶渊明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世叹其质直”，[２]杜甫《遣兴五首》诗也说道：“观其（指陶渊明）著诗集，颇亦恨枯槁”。[１３]而苏轼认为陶诗的平淡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这就是说，陶诗的“平淡”其实并不排斥绮丽、华丽，相反还要以它们作为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华丽、绮丽与平易、质朴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产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8fad0bcdfccda38376baf1ffc4ffe473268fde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