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掘出的历史文化——楚文化的发现及意义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楚文化研究及长江文化研究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个优长学科，20多年来，该学科研究人员先后主持编撰和出版了《楚文化史》、《楚文化志》、《楚学文库》、《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流域古代美术》等专著和大型丛书，并多次获国家及省部级奖项，成绩斐然。根据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亦应重视文化普及工作的要求，本报自本期起，将连载“走进楚文化”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走进楚文化”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印象湖北》中一部分，本报刊出，作者作了部分章节的调整和文字的压缩。 楚文化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个区域文化，由于它幅员辽阔，几乎包括甚至有时超过长江中下游的范围，所以，又可说它是东周时期中国的南方文化。两千多年前，它与秦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等，一并构成中国早期文明的主体。 不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对楚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仅仅限于《老子》、《庄子》与《楚辞》。或者仅仅限于“筚路蓝缕”、“问鼎中原”、“毁家纾难”、“高山流水”。尽管《老子》、《庄子》、《楚辞》的元典精神与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构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上的“楚文化”，还只是个不完整的文献型概念，其名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实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先秦时期的楚国，能够成为历史学上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文化史学家能够把楚文化大致归纳成一个区域文化的系统，始于20世纪中叶。这时为深入研究楚文化，已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史学研究领域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途径，开辟了通向学术新领域的道路。一是考古学快速发展：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中，楚墓约占70%。考古学为我们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上古历史文化的新发现，总有它的偶然性，以至常常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譬如，1977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为修工厂而平整土地，结果发现东周时期曾侯乙墓。又譬如，1927年四川广汉一农民为车水而淘凼，竟在水凼中淘出三四百件古代玉器。以偶然发现为线索，经过几十年有目的的寻找，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终于在考古工作者的铁铲下凸现出来。 楚文化的发现，也有一段相似的过程，但所谓的惊喜仅仅是古董商人的心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非常遗憾和十分痛心的。 1922年，由盗墓贼所为，安徽寿县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铜镜、铜鼎、铜壶、铜簋（音鬼，古代装稻粟之器皿）等，这些青铜器被驻留在蚌埠的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并售往欧美各地，遂宣传于世。1936年，此人撰写了《中国古铜镜杂记》，发表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1卷第1期上。加尔白克带走的寿县出土的古器物，大部被斯德歌尔摩“皇储搜集部”收藏。此后，古董商人纷纷趋往寿县购贩，而农民也利用农事闲暇竞相盗掘，把作奸犯科之事等同副业，一时掘墓之风滋盛。据调查者回忆：当时到寿县一带农村去，多遇“乡人之荷锹者，问何所自来，直答以挖墓，恬然不以为怪„„可怜亦复可恨”。 1933年7月，因淮水泛滥，寿县朱家集又发现战国青铜器，随即这个被认为楚幽王的墓椁盗掘一空，据《学风》登载的消息：该墓出土青铜器“无所不备”；玉器“班驳陆离，令人夺目”；杂器“均为世所罕见”；被售出的50余件古物，则“俱系刻镂极精，价值连城之物”。这些面世的楚幽王遗物，后经国民政府侦察收缴，获700余件封存于县教育会，后交省立图书馆保存整理，但仍有100余件精品不归，流失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 侦察收缴并非易事。事发后，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受命调查，并为搜寻出土文物，前往古墓所在地朱家集李三孤堆，规劝盗掘古器者自动交出，但仅获两件，其余仍深深藏匿。当地保长朱元初写了一个颇为“实事求是”的呈文，作为一个令人痛心，又令人辛酸的搪塞：“窃查本乡农民以洪水以后继以亢旱，生活无力维持，乃鉴于三四年，九里沟，砂石港一带挖掘古物，往往获利，虽水旱奇荒之后，衣食不缺，爰于今春筹商效法，从事掘挖，以博微利，而赀糊口”。据记载，当时农民掘得文物，“多辄卖三几百元，少亦数十金”，可见保长的呈文，只有一半是实话。水旱饥荒固然不假，用这些所谓的“微利”以资“糊口”，不是个托词也是个幌子。 近代楚文化的发现，就是在这种沮丧与无奈的局面中，意外地翻开。 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有如此众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社会轰动，一时“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剔除盗墓事件对舆论的刺激之因素，当时历史、文博两界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些楚国遗物，并纷纷著录。因为这些文物揭示了一个与中原有别的，我们知之甚少的文化面貌。寿县楚国铜器的发现，是为现代楚文化学科诞生的契机。 20世纪40年代末，盗墓贼先后打开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子弹库楚墓，墓中所出《人物龙凤图》在学术界激起热潮，它与子弹库楚墓中清理出的《人物御龙图》，一并称为已知中国最早的帛画而载入史册。但由于土夫子的肆意破坏，上述墓葬所具科学意义丧失殆尽。古人事死如生，而我们则无法根据被破坏了的墓葬复原古人的生活图景，也无法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意义。 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当时中央文化部主持下，以寿县、长沙两地出土的楚遗物为内容，举办了首次楚文物展览，《展览图录》序言说：楚人的文化艺术传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两汉工艺雕刻和绘画的流动富于活力，有一部分乃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因此，使我们明确了楚文化艺术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寿县、长沙两地所出楚国文物，仅仅引出先秦南方文化的一个端绪，据此，尚不能勾勒楚国历史文化的整体面貌。 历史上的楚国，最强大时的版图囊括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则是楚国的腹地。楚国早期及鼎盛时期的中心，就分别处在今鄂西北和湖北江陵一带，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江，即长江；汉，即汉水；沮，即荆山西边的沮水；漳，即荆山东边的漳河，楚人无论走到那里，这四条河流的范围都是他们望祭的地方，是楚先王始兴的神圣之地。可知，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之发现，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是从腹地的边缘逐渐及于中心地区的。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发掘一批楚墓； 60年代，楚故都纪南城所在地，今湖北江陵成了探寻楚文化遗存的中心； 70年代，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进入高潮。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特别湖北的田野工作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数不胜数的楚文物，拂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以其丰富、生动的直观性，展现了楚人的精神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b1c1377a26925c52cc5bfa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