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统一全国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秦政权在建立之后瞬间土崩瓦解, 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其中既有权臣赵高的阴险狡诈对二世恶意怂恿的因素, 又有新政权根基未稳且在山东六国尚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旦有机会, 六国的旧贵族便起而反扑的原因, 但这些原因都不至于使经过长期实施富国强兵政策而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权十三年就垮掉。秦国百姓举旗造反才是秦政权垮台的直接动力, 而引起造反的主要原因是秦统治者私欲极端膨胀造成的繁摇重赋, 致使农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人民连命都不能保, 统治者的重刑镇压对他们也就失去了威慑作用, 因而秦政权虽不断对反抗者加重刑罚镇压却无可挽救地倒台了。 关于秦灭亡的原因, 当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的李斯就有清楚地认识, 劝谏二世曰“关东群盗并起, 秦发兵诛击, 所杀亡甚众, 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嘈转作事苦, 赋税大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所谓“盗贼”就是举旗造反的农民。造反者“杀亡甚众, 然犹不止”的原因是“戍槽转作事苦, 赋税大也”。李斯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身处其时其境, 他的感触应该是深刻的, 认识也应该是准确的, 他说农民造反的原因是繁摇重赋, 而没有提及其他原因。正因为他的明确认识, 所以他向二世谏议“请止阿房宫作者, 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 始皇本纪汉初的陆贾分析秦亡的原因说“秦非不欲为治, 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 而用刑太极也。”《新语·无为所谓“举措”, 即指治宫室、修陵墓、兴征伐等政治军事经济活动, 这些活动极大地侵害了百姓的生活条件, 即其所谓“暴众”。晃错也认为,秦始皇“怀贪鄙之心, 行自奋之智”, “誊欲无极,民力罢尽”, “戍者死于边, 输者愤于道,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 《汉书·爱盎晃错传主父堰则具体描述了秦之大肆征伐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及至秦王„„欲威海外, 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 避地进境, 戍于北河, 飞当以随其后。又使尉屠唯将楼船之士攻越, 使监禄凿渠运粮, „„当是时, 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 宿兵一于无用之地, 进而不得退, 行十余年, 丁甲被甲, 丁女转输, 苦不聊生, 死者相望。及秦始皇崩, 天下大畔。”《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不仅男子要披甲戍边, 就是女子也须运输后勤物资。由于长途转运, 粮草多被消耗, “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这就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铜, 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 道死者相望”, 人们己没有了活路, 故“天下始叛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主父堰认为天下叛的原因是“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 道死者相望”, “丁一男披甲, 丁女转输, 苦不聊生”, 而不是其他。汉代大儒董仲舒从生存角度找到了百姓叛逃的原因“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 盐铁之利, 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 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 而食犬鼠之食。重以贪暴之吏, 刑戮妄加, 民愁亡聊, 亡逃山林, 转为盗贼储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以汉书·食货志董仲舒所描述秦代情形虽有一些他所处时代的影子, 但因税赋繁重而造成人们生活无依赖而“转为盗贼”的认识是符合人之生存规律的。《汉书》作者总结前人的记录和认识, 不仅指出秦人溃叛是由于统治者“收泰半之赋, 发间左之戍”, 指出这种繁重的负担是统治者“内兴功作, 外攘夷狄”造成的。《汉书·食货志》记日“至于秦始皇遂并天下, 内兴功作, 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 发间左之戍。男子耕不足粮晌, 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 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海内愁怨, 遂用溃畔。” 贾谊在论秦之过时虽说秦不施“仁义”, 但实质上是说秦在平定战乱之后, 不能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他说“秦南面而王天下, 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 莫不虚心而仰上”, 而秦始皇“以暴庚为天下始”, 二世又不能“轻赋少事”而“正先帝之过”, 却“重之以无道”, “赋敛无度, 天下多事, 吏弗能纪, 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 而上下相遁, 蒙罪者众, 刑戮相望于道, 而天下苦之。”人人“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 所以陈胜“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 其民危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之后, 人们最渴望的就是安定, 农民能重回到土地上去进行生产,这就是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可见, 贾谊是清楚地认识到秦灭亡在于统一天下后不能及时改变基本国策, 采取安民、富民的政策, 以“塞万民”“安其性命”之望。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关于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大治宫室、修建陵墓、修建驰道的记载有“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甫道, „„治驰道。”“除道, 道九原, 堑山湮谷, 直通之。”“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 上可以坐万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为复道, 自阿房渡渭, 属之咸阳。”“隐宫徙刑者七十余万人, 乃分作阿房宫, 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撑,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 关外四百余。”“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甫道相连”。关于征伐匈奴百越的记载有“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 略取河南地。”“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城河上塞。又使蒙恬渡河取南网、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另外, 秦始皇多次迁徙农民全家而从事专职服役免除他们的租赋。二十六年,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八年, “乃徙黔首三万户琅哪台下”三十五年, “徙三万家云阳, 皆复不事十岁”三十 六年, “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据秦律专家粟劲教授统计, “全国被集中的从事非生产性建设的劳动力, 至少在二百二十万以上,至于分散于全国修筑驰道的劳动力, 数量也必然是相当大的。”他对秦亡原因分析说“据估计, 当时全国人口不会超过两千万。这样庞大的脱离农业生产水平所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强制绝大部分的生产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就不能不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直接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生存下去, 也使整个社会难于维持下去。” 粟教授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一个农业国度里, 主要的经济是农业生产, 只有农民劳动与土地相结合, 才能创造财富, 才有经济的发展, 农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社会才能稳定。秦王朝的大肆兴建宫室, 不仅需要大量资金, 而且需要大批劳动力,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财赋负担, 增加人民的摇役。对北胡、南越的战争, 又需要大批军卒征战戍守和庞大的队伍运输粮草供应物资。大约占一半以上的壮丁劳动力脱离了土地而去从事非生产性劳动, 必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导致生产凋敝, 其必然结果是“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 犹未足以赡其欲。”当人们到了生存不下去而面对死亡的时候, 就会发出“今亡亦死, 举大计亦死,等死, 死国可乎”的吼声, 为活命挺而走险, 多么严酷的刑罚也阻挡不住人们求生的脚步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68fe40fa58da0116d1749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