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男孩成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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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男孩成为父亲

作者:成旭梅

来源:《师道》2013年第01

看完电影《我11》,还是不免从被王小帅定位为文艺片的这部作品里读出了王氏的黑色峻刻。与王小波相比,声色光影中的王小帅其实更冷更酷。 片名为什么是我11

以数字来命名,在文学中,大约是后现代主义惯用的符号化创作心态下的零度表达。可是虽然主创情感退隐,双竖线的笔直僵硬却足够令人心惊。

首先这是一个发生在1976年前夜的故事,我(王憨)11,正与文革同龄。一个在文革起步里出生,又在文革结束中完结自己的童年的男孩,将以他之画笔,绘出怎样的一个人生?如果说影片里的莫奈作为艺术存在价值的典范隐喻着艺术在文革的摧毁,那么选择莫奈的《日出·印象》来作为道具进行言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以为王氏更凶狠的暴力在这里——印象派画作是人的精神与内心崇尚现实主义,不依据可靠的知识,以瞬间的印象做画,并提倡户外写生的一个画派,这种绘画思潮之对主体真实与客体真实间的一种自然性颇为青睐,讲究将科学的色彩学理论运用于绘画,王氏假莫奈之手,正是对那个缺乏知识真实与艺术自由的时代的一个抗辩与嘶吼。

其次,11岁,正是一个孩子的年龄。在一个失去理性向度的时代里,孩子的视角,才是原始而准确的。我11这个片名,对孩子主体的突出与强调,本身即构成对那个时代存在意义的一个根本性否定。

其三,11岁的我,所关涉的生理性需求与历史性需求的特殊性与不可知性。11岁的特殊性,是在于其存于家庭与学校两域。

家庭,是一个生理需求的隐喻,其间,感受到了最初生理的启蒙与生活的窘困。 如果不是这个生理敏感的年龄,对受暴女孩就不会产生最初和最终的关注,这是一个叙事要素。但这又不仅是一个叙事要素。影片真实地展示了来自一个以灭人欲的晦暗心态为传统的族群最隐蔽的欲望挣扎,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男性话语霸权下的欲望伤害,影片中的受暴女孩基本无语——只是一个飘来飘去的灰色身影,是出于生理本能心向往之的发育的女孩,是一个戴上了反革命纵火犯帽子的罪犯的妹妹,是人群窃窃私语的话题对象。只有到了最后,这个女孩才以一袭亮眼的红衣出现在临刑前探监的石阶上,这个一片灰色中的红色的设计,典型的电影色彩语言,连接起了《辛德勒名单》中的那个女孩生命的红衣,也勾连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那片残酷的血红中的颂莲的扎挣。受暴女孩的红衣出镜,尽管不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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