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中所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当代教育中所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 作者：王慧芳 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 2011年第8期 王慧芳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在中小学教材中普遍存在着性别刻板现象，它对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原因，更好的认识和把握其成因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 关键字：教材；性别刻板现象；文化成因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1）16-0210-02 批改作业是教师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周末作业是一篇作文《我的父母》，在批改的过程中我惊异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作文中父亲都是强势的，无所不能的，哪怕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或农民，也是有抱负、有理想、有独特个性的令人尊敬的社会主体，而所有的母亲都是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母亲或贤惠的妻子，是充满温馨亲情、疼爱孩子的，却总是比父亲或丈夫低级，受控于父亲或丈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巧合？ 一、教材中所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 通过对各个不同层次的课本进行了系统的检视，我发现从幼儿园到小、中学教科书中歧视贬低女性，散布 “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大量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在数量上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例如：国内使用率最高的“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1998 共12册）小学语文教材，其中选入的描写人物或包含人物、拟人的课文共149篇，涉及人物236次，其中女性共出现55次，占23.3%，而男性出现177次，约占75%，在数量上明显倾向于男性，而且课文中出现的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主人公的较少，仅占19.2%，男性作为主人公的则占81%。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说明：在目前中国的小学课本选编中对男性的关注与表现还是占绝对的优势。[1] 其次，教材中女性“出场”的场景大多都是局限于家庭。课文中的女性可归于两种：一种是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母亲或妻子，另一种是充满亲情、疼爱孩子的母亲或妻子，说到底其实只有一种女性：母亲或妻子。从职业范围看，男性的职业范围比女性广的多，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女性人物的职业大多体现耐心、服务性、缺乏竞争的行业特征，如教师、售货员、护士、清洁工等等。在家庭生活领域，母亲出现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父亲）。父母在家庭生活领域的场景中还体现出地位、知识与智慧的不平等。母亲多表现出贤惠的性格特征，而父亲多是严肃的；母亲更多以“家庭保育员”的形象出现，父亲则“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甚至在一部分的童话中还包含着“美丽的女性只有通过男性的爱情才能得到拯救”的隐喻。例如童话《海的女儿》、《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等。 另外，教材中对优秀人物的表述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优秀的女性人物在教科书中展现的多是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例如，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居里夫人不是因为她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而走进教科书的，仅是一位教育有方的好妈妈，而她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巨大成就则被湮没在“伟大的母性”中。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先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邓颖超在课文中也仅仅是一个戴着老花镜，默默为丈夫缝补睡衣的“贤内助”，而且课文也并非意在表彰缝补，却是在讴歌周总理的两袖清风。可是教科书中对男性的英雄人物或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通常是直接介绍他们的功绩和优秀品质。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再次，教材中出现的母亲或妻子形象往往具有更多的负面性，总是比父亲、丈夫低级。如第六册《我家还缺啥》这一课文中，母亲目光短浅，只希望攒下钱买台洗衣机以减轻洗衣的劳累，而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注重学习，想到要在科技方面投资。在第10册《落花生》这一课文中父亲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微言大义，是孩子们权威的导师；而母亲文化低、不谙大事，虽心甘情愿照顾子女、体贴丈夫，但总免不了婆婆妈妈那一套。在夫妻关系上，也大都表现为夫唱妇随，凡事由男性家长一锤定音，等等。 通观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对女性的定位与表现，确实就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性是低于男性、次于男性的“第二性”。毫无疑问，这些都被深深地烙上了父权制的印记。教科书中久已存在着对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的表现，这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证明：儿童生来虽有男女性别之分，但是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的观念都并非天生，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儿童很早就开始从大人的习惯行为中“习得”性别角色以及相应的性别观念。上学以后，这种“习得”在学校的环境中延续了下去，学校的教材以及教学活动中的教师行为、伙伴行为、测验工具、环境布置等都对一定文化需求的学生获得社会性别角色的行为发生影响，这其中以基础课本和教科书最为显著，因为它们是儿童、青少年接触的最初的正式的教材，也是被外界权威所反复强化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代码[2]。学习这些课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灌输了不平等的性别观念，父权制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幼小的心灵，对他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误导是可想而知的。 二、性别刻板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 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在人们对男性或女性在行为、角色、人格特征等方面予以的期望、要求和僵固不变的看法。性别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社会角色的现实，但同时也使这种现象合理化、固着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刻板印象会使某些行为特征与特定的性别人物联系起来，延伸至并不简单归因于性别差异的其他方面，这样的推断和延伸为现存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维护了既定的社会性别秩序和角色分工模式。但角色分工真的就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对男女来说是天生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309她认为男女之间被认为是合乎自然的和情理的差别，实际上都是男性中心的社会对女性压抑和束缚的结果。如果说西蒙·波伏娃的观点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推导，而1950年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经典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出版则为彻底打破男性中心社会编织的男性优势神话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人类学实证材料。 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新几内亚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的三个原始部落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后发现，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完全没有差异，都是我们社会定义的女性气质；第二个部落属于蒙杜古马人，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性欲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非常符合我们社会定义的男性气质。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德昌布利人部落，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出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要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性欲旺盛，在性欲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装和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玛格丽特·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特征都是一定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性别之间标准化的人格差异也是由文化所“监制”的。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文化截然不同的德昌布利人，关键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足以证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所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的“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差别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可以这么说，婴儿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他的社会性别就开始按照家庭、社会所要求的模式来塑造了，潜能中的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遵守刻板模式，形成社会性别的男或女。[4]，9 而社会分工正是在这种刻板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性别分工可以理解为某些工作活动可以分为“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类别，而所有的社会都有某种性别分工。性别分工分析学家往往将不同的工作分为生产劳动和生殖劳动。生产劳动是工作，它创造产品和服务，以供销售和交换。生殖劳动不仅包含生孩子，也包括抚养孩子以及维持人类资源的所有的劳动，两者包括提供食物、水和衣着，照料个人的身体和情绪的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是通过生殖劳动来维持的，在大多数社会，不管女人是否参与生产劳动，她们都负有生殖劳动的主要责任。再由这种社会分工进行生发，便是我们平日里习以为常的企业、政府和在许多领域活动中看似合理的事情和常见的组织战略——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不仅将工作分离，而且也赋予这些工作以不同的价值。在全世界，比起一般由女人做的工作来，主要由男人做的工作被给予较高的地位和更高的报酬。我们可在广泛持有的这种的认识中看到这一点；家庭是女人的主要责任范围，男人普遍都认为女人“在他们之下”。比起男人来，女人的工作地位较低，赋予工作有差等的价值表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大环境下，学习这些文化知识的孩子们能不受影响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性别刻板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教材中大量存在的性别刻板现象是其突出表现之一，是现代教育活动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使所有女孩和妇女最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是当代教育所要担负起的使命。而消除教育活动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进而建立起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又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要担负起的使命。这需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宏雄.处处体现着男尊女卑——小学课本中的性别歧视[J].南方日报，2005-3-4 [2] 史静寰.教学与教材：影响学生性别观念及行为的重要媒介[J].教育科学研究，2002，（4）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 （美）玛格丽特·米德. 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杭州：浙江出版社，1988.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ae916df2bea81c758f5f61fb7360b4c2e3f2a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