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生命之不足及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生命特性之所缺是：少了认识上的“知性”这一环，因而出现不了科学与逻辑。从客观实践上讲，它缺少了“政道”之建立这一环。因而出现不了民主政治和近代化的国家政治与法律。他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人的姿态而向上透，无论是“理性”之圣贤人格还是“才气”之英雄人格（或艺术人格），都是如此。 从“理性”上讲，可以真悟出通透天人之源。再以“心觉”而悟出本源之为“仁”。心觉之智则完全提上去摄归于“仁”而成“神智”。“神智”之了解万物是不经逻辑与科学，全凭直觉而来，故在中国逻辑出不来；智之了解万物不与外物为二，而是摄物于心，因而科学出来。西方哲学也说，神心之了解万物是不经逻辑与数学，因而上帝亦无所谓科学。 由“理性”而实践，它之向上透而彻悟，主要是在成就圣贤人格的道德实践。如果用到政治上，就是为了成就圣君贤相的神治实践。 （我的理解是：皇帝政权受约的一环，即皇帝政权的无限性没有受到约束，不能客观化，只能主观化。之后又将将皇帝政权之治权给予了神性化，神性化的政权不再受到约约，同样对主观化披上客观化的外衣，以神治的方式治理社会，仍然是政权、治权的君相独占，人民不会担当，所以没有阶级形态，没有国家形态，只有天下形态和散乱子形态。所谓君、士、民都是无限，都是无限担当，同时又都是有限，都是无担当。君之于士、民无限，与天地同齐。但在天地面前不担当，因为君未有向天地有形式及内容上的承诺。或者说，天授权于君，天并没有得到君的回应。同理，民之于子及属下，是无限，与天地同齐。但在子及属下面前，并未得到子及属下的回应，也取在子于属下面前，民是无所约束的，如过去的宗族有治权的无限性，可掌属下之生死。） 中国文化之最高道德理性，即圣贤人格之道德理性，若心觉之“知性”不能转出，则道道德理性亦封闭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通不出来，有窒息之病，无通气之处。若客观实践之“政道”转不出来，则近代化国家政治法律转不出来，则道德理性亦不能广被地、积极地实现出来，人间有睡眠停滞之虞，即不能繁兴大用而实现多言的价值。 中国之内圣外王是不够的。以为尽理之圣君贤相之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推出外王之极致。这是不可够和不可能的。因为这只是外王的直接形态，或者说是其天理之性，但还不是人间之性。 真正的、客观的外王，必须经过一曲折，即转一个弯来实现。这个弯就是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对无限外王以约束，将无限的外王予以客观化，最后，现实的、主观的外王才会以间接运用“直接外王”（天理的、客观性的外王）的方式治理国家。在天理外王与主观外王之间建立起“知性”来，使仁智合一的心性，即道德理性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文化只有向上通透的最高“道德理性”的大开大合，没有向下的中层“智心知性（理性）”的大开大合。同时，在客观实践上，也没有中层国家政治法律上的大开大合（对皇帝无限政权和贤相无限治权的约束）。没有中层知性的大开大合，所以产生不了数学与逻辑，没有中层政治上的大开天合，所以产生不了近代民主政治与法律。 所以，在最高高层，表现为神治与神智，在最低层，表现为感觉与动物的无为，而在中间层，表现为现实的实践，即道德理性在人间实现的价值。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态及走向。第一期，由孔孟荀至董仲舒。第二期为宋明理学。第三期即现在，即如何通过中层的实践，也即是通过“知性”的透出和“政道”实践的摸索，来建立起既有道德理性，又有知性之真智与实践之“政道”的仁智分离与合一 1 的伟大的文化生命与文化理想。 儒家精神之不足在于： 以极崇高的政治型范，而精神之表现不能实现之。因为在其精神之表现上是直接措之于政治。儒者比负有治国安邦之大愿，而综合的尽理业社直接措之于政治后，只有超越的庄严义，而无内在的构造义；其对于政事，只有外在之稳定义，而无内在之兴发性（忠孝是稳定，但不敢在忠孝之中进行创新与叛逆，特别是以善为举时，不能求真，通常会拿真为善让路，一切以上之标准为是，这是不能创新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做人太循规蹈矩，做事和探索真理就是少了求精神和创新精神）；其对于“体国经野”，只有文饰（礼乐）之制度性，而无针对问题之制度性。是则只能顺尽气者而委曲以成之（此尽气者之英雄在把天理拉到人间来实践，是谓曲成之），而不能驾驭尽气者而根本转化之。 故中国之历史仍为尽者之盛衰史，而所谓治国安帮亦只能顺其盛时而为太平，至衰时，则又只能退隐或为气节之士也（少一种可持续的恒久性，总是因皇帝大臣的变居和官吏的积祸而一治一乱的循回。。。。）。中国以往有“三难”：一是皇位继承之难，二是朝代更替之难，三是宰相之难。 应对文化精神不足之对策： 一、“分解的尽理”之向科学方面发展。此一则可成数学及科学，一方面有事功性与制度性精神之发展。我国以往之言事功者，每转乞于法家。其实法家这基本精神非为构造性的精神，亦非“分解的尽理的”，因而无事功性与制度性。 所谓事功性与制度性，就是经验的与承认对方的，在相互限制中刮垢磨光，期于有所明、有所决，以趋于协调，其背后后的精神为理智的兴趣，故为正面的、有所成的，而非负面的，无所成而窒息生命者也。 二、“分解的尽理”之向国家政治一面发展，质言之，即向“政权之民主”一面发展，而引发国家政治方面的“主体的自由”。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6613628cfc789eb172dc8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