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即国民财富,与公平即人民不贫困,是直接对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效率只是少数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只有当效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时,这个效率才与公平是一致的。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平与效率从字面上看都是褒义词,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以来,这两个词却成了死对头。直到今天,仍有人强调必须牺牲公平以维护效率。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过非常热烈的探讨,此后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总的来看,这些文献虽然讨论得很热闹,并且不少学者也试图运用辩证法来阐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唯物主义的精神,未能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与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大多数文献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从而未能把握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实质,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一、望文生义地解释公平和效率的概念 例如,许成安和王家新、米祖旭等分别引用《辞海》中对公平和效率这两个词的解释。相比之下,杨帆不仅强调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还将其扩大到产业层面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杨帆对公平的解释只是分别引用《千年宣言》中的世界银行奋斗目标、邹恒甫和阿马蒂亚·森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叶春涛等学者将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杨帆已经意识到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那样,对公平的这种划分的结果只能是强调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为结果不公平辩护。 这是因为,今天的起点正是昨天的结果,而明天的结果则是后天的起点,因此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结果公平就没有起点公平。而作为过程的公平,只有在起点公平时才有意义。美国学者阿瑟·奥肯的名言:“缘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被不少学者如孙彦宝等引用作为诠释公平的经典,但是,机会均等不等于把握机会的条件和能力均等。张维迎曾假定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选择做资本家还是做工人,但是,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因此,不考虑机会把握能力的机会均等实际上是放任了不公平。奥肯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 又平等地分享它。”这表明,他只不过要我们在经济不平等与经济不均等中进行选择,而无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与邹恒甫把按贡献进行分配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容一样,李大洪引用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公平要求员工所付出的各项要素的报酬率相均衡。王伟婉等学者也主张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原则。但是,机器的贡献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贡献,要论贡献,也得算在机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购买机器的企业主身 上。因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则主要是由物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从而这种分配方式根本谈不上公平。 二、形而上学地讨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为了分析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运用辩证法。但是由于对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认识不清,因此学者们未能抓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本质。一是如王顺达等学者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不同领域的概念,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矛盾;二是如李闽榕等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却寄希望于割裂开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能够将两者统一起来。三是如戴诚安等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强调蛋糕的做大而忽视弱势群体在蛋糕做大过程中的牺牲。四是如谭希培和何子英等学者把公平和效率作为福利函数的两个自变量,认为它们是相互替代的。五是如宋圭武和王渊等学者抽象地在四维空间中定义公平点和效率点之间的“距离”。六是如杨漾等人以西方学者的论断为依据,在承认公平与效率是冲突的同时,一味强调效率优先,直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为止。七是如刘国光等学者从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现实出发,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在理论分析上仍显不足。八是如陈庆云等讨论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的问题。但是,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由政府调节就能解决的。九是如赵锦辉和王晓华等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但是他们仅仅把等价交换和一般利润率规律视为公平,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视为不公平,把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生产力视为效率。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论述对辩证法的运用只是形式上的。一方面,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令一些人羡慕的效率,尽管这个效率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当然,有人会说资本主义社会最公平,或者说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很注重公平了。但这种论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美国学者米兰·查弗洛夫斯基指出,二战后1948~1988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表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剥削率不断增长,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假定的水平,从1948年的170%,增长到1989年的244%。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这个社会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例如,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原本一直就受着法律法规的保护,但是还是有人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美国宪法中都没有的条款塞入中国宪法。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对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修改中国宪法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尽管并没有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原封不动地写进中国宪法。 三、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争之所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现在有不少学者附和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过时了。但是,只要中国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过时,甚至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也仍然是成立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c39376f53e79b89680203d8ce2f0066f4336414.html